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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袆

王袆

本名:
王袆
別稱:
王祎
字號:
字子充
號華川
人物簡介:

王袆(1322—1374),明代官吏、學者。字子充,號華川,婺州路義烏(今浙江義烏)人。幼敏慧,師柳貫、黃溍,有文名,元末隱居青巖山中,朱元璋召授江南儒學提舉、南康府同知,洪武初與修《元史》,與宋濂同為總裁,書成擢翰林待制;洪武五年賚詔往云南,諭梁王把匝剌瓦爾密“亟宜奉版圖歸職方”,遇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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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名
王袆
別稱
王祎
字號
字子充號華川
所處時代
元末明初
民族族群
漢族
出生地
婺州路義烏(今浙江義烏)
出生時間
1322年
去世時間
1374年
主要作品
《元史》
主要成就
與宋濂齊名,共同主編《元史》

人物生平

受授師承

王袆先祖王彥超,五代吳越王錢镠時,任越州節度使,因避亂而從會稽(今紹興)遷到義烏,居住于鳳林鄉。以后子孫漸多,所居村落就叫王村,其地在今義烏南部毛店鎮朱店村。及王袆祖父時,已在義烏縣城內居住。

王袆祖父王炎澤,字威仲。致力經籍,業從朱子理學。歷任東陽、常山教諭,石峽書院山長。以善教著稱,學者尊為“南校先生”。王袆父親王良玉,字懷璞,秉性高介,研訪經史。亦為婺州路儒學訓導,后至常山教諭。王良玉生有三個兒子:王裕、王袆、王補,王袆居仲。宋濂在《送王子充字序》中說,“袆”,就是古時候的“蔽膝”,即圍裙。最早用獸皮,后來改用布帛制作,取名為袆是為了存古之道。

黃溍覺得不能將王袆與一般弟子同等相看,以后跟王袆相交都不以師自居,而以同道相待。書信來往,則以先生相稱。以后,人們都知道王袆受師命所囑,代為撰文,凡有求于黃溍的,就都直接找王袆,一得王袆所撰,莫不欣喜,視如珍稀。王袆文名益發遠揚,與同門弟子宋濂齊名。

北上大都

元順帝至正八年(1348),王袆目睹當時國政弊敗,民俗衰微,憂國憂民之心油然而生。他寫了一篇文章,縱論天下事勢,對朝廷的選將、擇相、建官、治民、取土、用兵等諸方面如何變革,提出自己獨到的見解。文章洋洋灑灑,長達七八千言。王袆北上京城大都(今北京),上呈朝廷。

王袆所呈之文,對弊政陋習,一一抨擊;于救治之法,一一列示;既鋒芒畢露,又言辭懇切。但當朝嫌其切直,忌其才華,置之不理。王袆的呈文,如泥牛入海,音訊杳然。由于看中王袆的才學,這以后,同在國史館的危素等20余人一起推薦王袆,讓他到國史館來,但無結果。張起巖等許多朝臣又向上舉薦,同樣沒有結果。此時,王袆的老師黃溍身居翰林,且極負盛名。但黃溍不愿自己的弟子由自己舉薦。既然不被朝廷所用,王袆就在京都廣交名士。公卿大夫中通曉文學的人,見王袆年少才瞻,都深為佩服。婺源人程文,平生清高不俗,精通文藝百家之書,時任禮部員外郎,年逾六旬,深學眾望。他讀了王袆所作之文后,不禁拍案叫絕。認為王袆出于黃溍之門,“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在當今之世,不可多得。當時以詩文擅名的宣城人貢師泰,時任吏部侍郎,已經年過半百,一見王袆就歡然相得,與其過往甚密,成為忘年交。兩人一起切磋學問,有時選取古今文人的名篇,長為朗誦,有時則拿出各自的新作,品評得失。晚上燃以蠟燭,相互討論,夜深擁被并坐,談論古今,通宵達旦。

后來,黃溍受命編修《后妃功臣列傳》,為總裁官。王袆就在史館中,侍奉老師,白天共討論,同執筆,晚上則聯榻擁衾,相與探究史學精蘊。《列傳》編就,需奉表以呈,黃溍依然囑王袆代國史院撰寫《進后妃功臣列傳表》。

《后妃功臣列傳》成書,雖無王袆列名,但其以布衣身份,佐助老師,同為執筆,功實非小。

王袆在京都兩年,廣交文人學士,游歷名勝古跡,見聞益博,才思更雄,名播大都。時天下用兵,南北離亂,王袆感到“所學非世所宜用”,決定南歸義烏老家,著書立說,學問傳世。得知王袆行將南歸,程文特賦詩以贈:

吾聞初平子,昔隱金華山。

服食草與木,歲久成神仙。

揮手叱白石,群羊來珊珊。

至今山下人,尚想生羽翰。

我非薄神仙,其風邈難攀。

自有徑十珠,色如紫金丹。

月日讓光彩,煙霞駐容顏。

佩之可不老,千載游人寰。

寄語王子充,因之奉清歡。

至正十年(1350)二月十六日,王袆與紹興人韓與玉離開大都。“朋友幸知己,祖道分繾綣”。京城文人名士依依不舍,紛紛前來餞行。王、韓二人經過兩年的京都游歷,“駕言驅我車,南還涉江漢”,攜手同歸浙東家園。

隱居青巖

王袆回到義烏以后,居家讀書。至正十五年(1355),元末兵事已起,為避戰亂,遷居到縣南十里的青巖傅。

青巖傅是王袆祖母、岳母的家鄉,位于青巖之西,傅氏世居于此,故名。青巖的山脈從東陽兩硯峰婉蜒而來。到青巖以后,山脈分為南北二支,南支重巒疊蟑,北支崇嶺峻峭,兩支都分別向西延伸。在兩條支脈所分之處,有一峰從中而出,叫作齊山。此處地勢,南北兩山,相環而護,左邊高昂如虎,右邊低伏似虎,而齊山則居中而坐。齊山之南,則為平地,寬約一里。平地中有雙澗相繞,澗源出于南北兩支山脈所分之處,夾齊山而出,到此則合二為一。澗水西流,約二三里,注入新塘,而塘又處于南北兩山所會之處。塘外,又有一小山,如阻水流之沖。王袆雅愛此處雙澗清流,兩山拱衛,草樹繁茂,空氣清新。于是在青巖山下傅氏居旁,造房三間。右偏蓋一小屋,辟為藏書、讀書、著書之所。王袆曾撰《青巖山居記》一文,并賦《青巖山》詩一首,詩云:

幽僻青巖中,結屋開荒畦。

群山列左右,雙澗鳴東西。

蕭然守岑寂,環堵蓬蒿齊。

林泉幸清勝,吾將暫冥棲。

王袆祖先,從十二世族祖王固開始,就以道學(理學)傳家。到祖父王炎澤時又得朱熹的道學之傳。朱熹在宋室南渡以后,與金華呂祖謙并起,均為大家。朱熹傳至閩縣黃榦和義烏徐僑,黃榦又傳東陽許謙。徐僑則傳本縣葉由庚,葉由庚傳至王袆的祖父王炎澤,王炎澤傳至黃溍,黃溍又傳至宋濂、王袆。從徐僑、何基以后,朱子道學所傳都是婺州(今浙江金華)人,堪稱朱學之世。朱熹是一代宗師,承傳其學,理所宜然。但呂祖謙為婺州本地人,傳其學者卻絕而無繼,而當年朱、呂兩人為伯仲間。作為鄉邦后人,王袆深覺于心不安,愧對往哲先賢,于是居于青巖時,奮然繼其遺諸。

呂祖謙撰有《大事記》,起始于周敬王三十九年(公元前481),終止于漢武帝征和三年(公元前90),呂祖謙原計劃止于五代,但因發病而輟筆。王袆繼承呂祖謙的遺愿,從漢征和四年(公元前89)開始續編,到宋德佑二年(1276)止,修成《大事記續編》100卷。

王袆居于青巖,于經史百家,無所不究,作了大量筆記。爾后又刪其瑣碎,存其大要,成《叢錄》一書。該書論述《易》、《書》、《詩》、《禮》、《春秋》、《樂》的受授承繼及諸子百家的淵源流注,內容詳備而言簡意賅,為學者所稱道。

至正十八年(1358),戰事日益逼近婺州。王袆因所居青巖山,雖為鄉下,但離縣城不遠。于是暫遷到祖居鳳林鄉,借居于族人家中。王袆在鳳林,讀書著述,依然不輟。撰成《卮言》一書,該書為語錄式,每段少則三四十字,多則一二百字,寥寥數語,而對治國安邦、處身涉世無不鉤玄提要,統括無遺。言之有物,持之有故,堪為至理名言。如其中一段寫道:“千古在前,千古在后,吾身處其間,百年頃刻耳。奈何前承千古,后垂千古乎?亦日:自致于不朽焉耳矣。不朽之道奈何?日: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百年人生,頃刻而過。欲要前承千古而繼往,后垂千古而不朽,則要做到立德、立功、立言。王袆身體立行,在其52年的人生中,立言、立功、立德,時時處處刻刻。

應征出山

元順帝至正十八年(1359)十二月十八日,朱元璋率軍來到婺州(今金華)城下。

朱元璋蒞婺以前,就已耳聞王袆之名。抵婺后不久就遣使到義烏征聘。王袆隨使者到婺城拜見朱元璋,朱元璋一見大喜,打算以金華縣令委之。當時群臣得知朱元璋意圖后,都認為區區百里的縣令之職,由王袆去擔當,未免大材小用。以他的才器,應當留在行省,方能充分施展他的才華,有益于國事大業。朱元璋覺得有道理,就授王袆為中書分省掾吏,并說:“現在安排在省幕之中,用以儲備人才,文書簿冊,不用分勞。待還京后,當另有重任。”于是置為左右,謀論要事,商略機務。王袆出身書香門弟,北游燕都時,就已文名斐然。隱居青巖,讀書著述,益發飽滿。因而使朱元璋極為遂意,稱呼王袆不用其名,而以子充稱之。并請王作四言詩以授太子。

待到朱元璋離開婺州,將回應天府(今南京)時,欲讓王袆同行隨從。而王袆因父母雙親年屆花甲,需要奉養而請留不往。當時胡大海以江南分中書省參知政事鎮金華,素仰王袆的才氣。又因他是本地人,了解風俗習慣,熟諳地方掌故。于是向朱元璋要求將王袆留在身邊,得到朱元璋的諭允。在胡大海的幕僚中,王袆與王剴二人,卓然鶴立,杰出群倫,與胡大海氣義甚為投合。胡大海亦倚重二王,凡重大決策都要聽計于他倆。

至正二十一年(1361)冬,朱元璋率軍征討江西,胡大海委派王袆到朱元璋處,稟報事宜。江西平定以后,王袆寫了一篇《平江西頌》。朱元璋閱后大喜,對王袆說:“吾固知浙東有二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清;才思之雄,濂不如卿。”

待王祥歸婺,胡大海與王愷均已在苗軍叛亂中遇害。胡大海被害后,由李文忠接替駐鎮浙東。李文忠亦素聞王袆的才學,專辟館舍,延聘王袆,并待以貴客禮。凡有疑難之事,都必事先聽取王袆的意見。

至正二十二年(1362)十二月,朱元璋召王袆入應天府,次年二月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至正二十四年(1364)五月初五,王袆父親王良玉在義烏家中去世。按照當時禮制,兒子應該居家守孝一年。但朱元璋剛稱吳王,不愿王袆遠歸義烏,強留應天府守制。王袆雖不勝哀痛,但難違朱元璋之命,強忍悲傷,仿屈原《離騷》而作《九誦》以自譴。

至正二十五年(1365)五月,王袆服孝期滿,授侍禮郎兼引進使。當時為朱元璋創國之初,其中禮樂建制,多由王袆所為。這一年底,授起居注職。起居注的職務是記錄皇帝的日常言行,屬于皇帝身邊的近臣。

輔佐康漳

至正二十六年(1366)七月,江西平定,王袆被升為南康府同知。南康府位于南昌府與九江府之間,府治星子縣,轄星子、都昌、安義三縣及建昌州。宋朝時為南康軍,著名理學家周敦頤、朱熹都曾先后在此地任過知軍。境內有廬山、鄱陽湖,并有名滿海內的朱熹講學處白鹿洞書院。堪稱山水佳處,人文勝地。但因元朝末年的弊政所致,再加多年的兵事所擾,已是滿目瘡痍。“荊榛猛獸處,瓦礫悲蟲吟。道院存古號,公庭蔽荒陰”。王袆以仁恕之心治民,以廉平之舉理事,百姓順服,訴訟降少。于是修公署,興學校,重建“六老”堂,重造“二賢”祠,使累積數十年的凋弊得以復蘇。朱元璋特授王袆黃金帶以示表彰。

六老堂,位于府署西院。朱熹任知軍時,名為武觀堂。嘉定年間的知州趙師夏取廬山五老峰的五老,再加他自己一老,改名為六老堂,欲使自己與五老峰齊名而永存。王袆最為討厭自我標榜者,因此在六老堂重建竣工,撰文為記時,將趙某人一筆勾銷。而將六老堂的“六老”,用五老峰配朱文公朱熹。朱熹堪稱中國歷史上的巨子,也為南康歷代名宦之最,名實相當,人心大悅。

當初,建昌知州自以為自己的品級高于知縣,高于通判,而傲慢無禮,知府屢召不肯至。王袆到任以后,將其所失—一舉出,并聲稱要給予處治。建昌知州得知消息,不敢怠慢,急急跑到府署,向王袆叩頭請罪。王袆對他說:“我是府佐,你應該到知府大人處謝罪。”知州跑到知府處,知府則說:“這是同知大人所定,你還是應該向他謝罪”。王袆與知府相互禮讓,而知州顛來倒去,東奔西跑。最后王袆笑著對知州說:“你當初的傲勁哪里去了?要知道做人做官都要講道理、講禮義,這是最起碼的。只要你能真心改過,這次也就不追究你了。”知州畏服,拜謝而去。

至正二十七年(1367)六月,朱元璋準備正式當皇帝了。改朝換代,要有一整套的禮儀,而王袆精通此道。于是,朱元璋將王袆從南康召回應天府,參與制訂即位的相關禮制。但這一次不知王袆發表了什么意見,惹惱了即將登基的朱元璋。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在應天府登基,為大明的開國皇帝。王袆則被謫貶到漳州府任通判。

王袆抵達漳州后,以治南康的方法治漳州。此地處于福建東南,“漳州南邊郡,閩鄉到此窮”,但窮歸窮,風俗依然競奢華、重排場。“杯盤蕭鼓里,燈火綺羅中”,“良宵上元節,紈扇已搖風”。每逢時節,地方土人都要循例向官吏送禮,而且禮物甚豐。王袆帶頭嚴拒。漳州地方產繡,而王袆則一襲素衣,不著綿繡,不尚奢華。在他的影響下,地方風俗也隨之一變。

在漳州通判任上,受到貶降左遷的王袆,向朱元璋上奏了一篇《祈天永命疏》,建議“均徭薄賦”、“藏富于民”。王袆在奏疏中說,自古帝王定天下,成大業,在于帝王修德。修德最重要的是“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為政”,不能過于勞民,需給百姓休養生息的時間。“人君視民之休戚,必若己之休戚,以君民同一體耳。古者,藏富于民,言取之有節,則民生遂而得其所”。現在“浙西既平,租稅既廣,科斂之當減,猶有可議者,此臣所以愿陛下之順人心也”。朱元樟開國登基,他人歌功頌德不已,獨王袆雖也言祈天永命,萬世無疆,但在奏疏的字里行間,卻處處流露出憂民之心,拳拳之情,溢于言表。

次年二月,王緯奉詔歸京,任《元史》總裁官。漳州百姓依依不舍,道路為之堵塞。王袆一再謝免,但送行者依然跟進不止。王袆無奈,只得對送行者高聲說:“有再進者,非吾民也。”這時送行的人又說:“以前到此地來當官而有善政者,臨走時,一定要請他留下一二件衣物,寫上他的官銜與姓名,放在府署里面,以表遺愛。大人到此為官,剛滿一年,就使此地積年的瘡痍—一去除,善政頗多,因此敢請有所遺留。”王袆說:“感謝漳州父老對我的隆情厚意,為官的善與不善,全在百姓心里,留物于官舍,沽名釣譽,我不愿為。”

總裁《元史》

洪武元年(1368),明軍攻克大都,并改大都為北平府,宣告元朝滅亡。大將軍徐達在占領大都后,得元《士三朝實錄》,悉數運送南京,朱元璋即下令編修《元史》。

洪武二年(1369)二月,成立元史局于天界寺。以中書左丞相李善長為監修,宋濂、王袆為總裁,汪克寬、胡翰等16人為纂修,正式開始編纂。

李善長是行政長官,

政府首腦,編修一代之史,不過依慣例領銜,實為虛名。宋濂與王袆同為總裁,正是天造地設,最佳配合。兩人既是同鄉,又均為柳貫、黃溍的門生。早在八年前,朱元璋就曾稱譽兩人為“浙東二儒”。如今兩位老友,一位六十初度,一位四十有八,為編纂一代正史,又雙雙受命總裁重任,一時朝野傳為佳話。

宋濂、王袆主持元史局以《十三朝實錄》、《皇朝經世大典》等歷史文獻作參考,從二月初一開始編纂,到八月十一日告一段落,成書除順帝朝外的紀、志、表、傳共159卷。由于元順帝時,史官職務被廢,沒有實錄可證,因而缺乏順帝一朝36年的史事材料,《元史》編纂無法繼續。為此,朱元璋又命儒土歐陽佑等12人到北平及全國各地采集順帝元統、至元、至正年間的遺事,以供元史局續編。

歐陽佑等人采擷返朝以后,在洪武三年(1370)的二月初六,元史局重新開局,仍由宋濂、王袆任總裁。又命趙塤、朱右等14人為纂修,其中除趙塤第一次即已參加外,其余13人都是新征。這一次編修到七月初一結束,續成紀、志、表、傳共53卷。然后合前后二書,厘分附麗,為本紀47卷、志58卷、表8卷、列傳97卷,計《元史》全書共210卷。

在中國歷朝正史的編纂史上,編纂起始距前朝滅亡時間最短的是《元史》,僅隔半年左右。成書時間最快的也是《元史》,先后兩次相加才331天。《元史》體例整齊,本紀仿《漢書》、《后漢書》,志仿《宋史》,表仿《遼史》、《金史》,列傳則據歷代史而參酌變通。全書文字淺顯,明白易懂。《元史》編纂,忠實依據元朝的國史,因此保存了大量的原始史料。如《十三朝實錄》、《皇朝經世大典》、《大元大一統志》等書,今天大多已經散失,而賴《元史》得以保存了許多內容,彌足珍貴。

洪武三年(1370)三月,王袆又受詔任教大本堂,為太子授學。在這段時間里,王袆既要為編修《元史》而用心,又要為起草詔誥而措意,還要為教授太子而致力,身兼三職,不避劬勞,鞠躬盡瘁。編修《元史》,王袆力肩重任,自不待言。起草詔誥,王袆文才卓著,在所不辭。當時的大詔,大多出于王袆手筆,如《封諸王詔》、《開科舉詔》、《免租稅詔》、《招渝擴廓帖木兒詔》、《誡諭中外百僚詔》等等。這些詔令的發布對當時社會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教育等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王袆的文辭也進一步受到人們的推重。教太子學,王袆通經達理,學識淵博,開導訓諭。教法嚴正,諸太子受益非淺。朱元璋深知王袆既有學問功底,又勤奮肯干,因而對王袆賜飲賜饌,時有所惠。

王袆為文,詞暢意達,早負盛名。而此時身份不同,既為正史總裁,又為大詔手筆,求其文者接踵而至,但王袆卻不肯輕易許人。如所求墓銘之類,不知其人所行所為,王袆決不阿諛亂書。當時,有一宰相為其親人來求撰墓銘,王袆得知其人事跡無狀可書后,堅決回絕。

王袆在朝廷中,以直道行事。與人交游,也處處顯示義烏人的耿直之氣。遇權貴,不愿低頭;遇知交,傾心相投。因此王袆的友人很多,同時忌恨的人也不少,或忌他才,或嫉他直。此時,朝廷需派人出使吐著(今西藏)。朝中當政而與王袆相忤者,就乘機進讒,使遠遣西行。

《元史》的續編工作在洪武三年(1370)七月初一剛剛結束,王袆就接到了出使吐蕃的使命。

在離別南京這一天,他寫了一首排律《庚戍七月十五日離南京作》,對出使吐蕃泰然處之。其中寫道:“方期竭鄙能,忽爾蒙嚴遣。左遷責已輕,西邁程頗遠。得災或無妄,止謗在不辨。”深信時間會證明一切。“行矣復何言,賜環諒非晚。”期待回到京城,再展宏圖,一伸抱負,自信這一天應當不會太晚。

行行復行行,洪武四年(137)初春,王袆已過蘭州,忽得返程詔令。當初來時,有任在身,行路匆匆,不能逗留。如今歸返,自在輕松,于是游名山,訪古跡,就道從容。

王袆東歸之程,一路訪古。閏三月二十五日,歸抵歧山。第二天,到離縣城西北15里的周公廟拜謁。四月四日至興平,又拜謁了漢武帝茂陵及衛青、霍去病墓,“撫盛衰之無常,嘆年運之徂往”,瞻仰既后,感慨良多。過了興平,就到長安。長安自西周開始,數代在此建都,為中國古都之最。王袆逗留長安時,寫下了《長安雜詩》10首,回首歷史,世或興或衰,人或窮或富,對長安及周邊之遺跡一發慨嘆之情。

千載思悠悠,千里路漫漫。東歸,東歸,王袆終于又回到了南京,但是一個新的派遣又已在等著他。

殉國云南

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接受明升的投降,消滅了大夏國,平定了四川以及現在屬于貴州省遵義一帶的地區,接著就謀劃如何解決云南問題。

云南地處偏遠,道路險阻,進兵困難。因此,朱元璋打算派使者諭降。當時正好北平俘獲梁王把匝剌瓦爾密的一個使者,押送到南京,名叫蘇成。朱元璋就決定派出使者,由蘇成帶路,前往云南招撫。

洪武五年(1372)正月初五,朱元璋下詔由時任翰林院待制的王袆持節出使云南。由于云南地區的歷史、地理原因,此行兇多吉少。因此,在詔令下達之后,朝廷大臣多為王袆擔憂,而王袆則義無反顧,昂然就道。

王袆自年初從京都南京出發,經過五個多月的長途跋涉,于六月到達云南昆明。

王袆聽后,哈哈大笑,對梁王說:“當初陳友諒占據荊湖,張士誠占據吳會,陳友定占據閩關,明玉珍占據巴蜀。他們或以為有崇山峻嶺,或以為有長江天塹,似乎固若金湯,而且兵強馬壯,糧充草足,戰將如云,謀士滿庭。為何不能稱雄天下,與天地同久,卻在不到四五年的時間里,就一個個都喪命于刀劍之下了。你們的君主,逃到北方,死于荒漠。而你們總兵擴廓帖木兒的部屬,或逃竄,或投降,都已崩潰四散。”此時,滿庭寂然,人們屏聲靜聽。王袆繼續說:“往事歷歷,具在可鑒。你們自己對照衡量一番,勇狠強悍不能與陳、張相比,地域兵將不能與中原相較,道德仁義不能與天朝相當,生死存亡不能與天命相抗,而想以區區一隅之地,逆天而行,背時而動,如此謀劃,豈不大誤!”言及到此,座中有聲諾諾,點頭稱是。王袆乘勢破竹,高聲朗朗:“當今之勢,唯有速奉版圖,歸于一統,才是明智之舉,并是道義之行,也是唯一之路。不然,皇上派遣一位將軍,率領百萬天兵,會戰于昆明池,你們將同鍋中之魚,必定自取滅亡。”梁王與其屬臣,聽了王袆一番侃侃之言,相互對視,駭然而服,心有所動,萌生降明之意。

但把匝剌瓦爾賽畢竟是忽必烈的嫡系后裔,當年忽必烈自北而南,取大宋江山為一己天下。如今雖時移境遷,風光不再,可是要將云南地域,拱手相送,又未免于心不甘。同時又覺王袆所言理據充足,字字鏗鏘,事實誠然如此,難以回避。但事關國體所變,又不肯輕易允諾。或降或守,難以定奪。于是梁王設館安頓王袆,厚禮相待。

王袆深知此事關系重大,只能再三以理相服,耐心等待梁王思想徹底轉變。同時,王袆又盡量對梁王的屬臣做工作,當時司徒達里麻,參政喻金閭、高撫慰等人都對王袆高尚的人品、淵博的學識深表欽佩,王袆則不失時機地對他們曉之以國家一統的大義。

元順帝妥歡帖睦爾于至正二十八年(1368)閏七月逃出大都后,死于應昌,其子即位。應昌被明軍攻破后,奔走和林(今蒙古境內),茍延殘喘,但仍以“朝廷”自居,歷史學家稱之為“北元”。“北元”偏處荒漠一隅,只有遙屬的云南尚稱相對富庶地區,因此派使者前來征糧餉,同時也不自量力,打算與云南聯手,抗拒明朝大軍的進攻。

梁王明白,必須對脫脫封鎖明朝使者王袆已在昆明的消息,不然,自己將會陷于進退兩難的境地。于是,把王袆的居住地從報國寺,移至民間春登楊氏家。常言道,世上沒有不透風的墻。脫脫過了一段時間后,還是知道了王袆已在昆明,并得知梁王把匝剌瓦爾密存有二心。脫脫對梁王嚴加責備,要他殺害王袆,以斷其降明退路,促使效忠“北元”。梁王在王袆的感召下,已有投明意向,同時又傾慕王袆的儒雅之風,不愿加害。脫脫對把匝剌瓦爾密大為惱怒:“你既身為朝廷大臣,又系世祖忽必烈的嫡系后裔,當今國家危難時刻,不圖救治,而欲投降敵人,日后你有何顏面去見列祖列宗!”說罷,拂袖而出,欲躍馬而去。把匝剌瓦爾密被脫脫所嚇,只得請出王袆與脫脫相見。

脫脫妄想以死相威脅,逼王袆屈服,投降“北元”。王袆大義凜然,慷慨激昂,放聲大罵:“元亡明興,這是天意所定,人心所向,蒙無已如火把余燼,怎能跟我大明日月爭光。我堂堂天朝國使,奉大明皇帝詔命而來,豈能為你區區余孽所屈。我唯死而已,有何可懼!”

脫脫惱羞成怒,而又無語相對,只得圖窮匕現。司徒達里麻等仰慕王袆儒雅雄才之風范,感佩王袆凜然不屈之氣概,從旁勸解:“兩國間互派使者,自古皆然,如若不從,則可以禮送,何況王公的文才品行,當今天下無雙,豈能加害?”但脫脫為除心頭大患,此時已決謀害之意,咬牙切齒:“當今之際,即使孔孟之圣,也當殺不存。”梁王懼怕脫脫,不敢相抗。王袆功敗垂成,慨然而嘆:“我死何惜,然云南之禍,自此始矣!”洪武六年(137)十二月二十四日,王袆為國家一統大業血灑云南,慷慨就義,終年52歲。

得知王袆被害的消息,昆明父老男女都為之悲傷哀痛,暗暗垂淚。司徒達里麻雖與王袆政不相同,但深為王袆的才學與節操所折服,親作祭奠。隨后命左右把王袆遺體盛之棺木,以厚禮送至地藏寺北漏澤園火化。

魂歸故里

由于云南地處偏遠西南,交通阻隔,音訊不通。因此,王袆被害的消息,朝廷并不知道。

朝廷見王袆出使,久而未歸。在他被害的第二年,明太祖朱元璋又派已經投降明朝的原元朝威順王一個名叫伯伯的兒子,前往云南,向梁王把匝剌瓦爾密勸降。伯伯到昆明以后,非但沒有向梁工勸降,反而又投向了梁王。

朱元璋見云南方面還是毫無動靜,在王袆被害的第三年,又派湖廣行省參政、宜興人吳云出使云南,并釋放梁王派往和林出使而被明朝軍隊所俘的鐵知院等20余人,隨吳云一道前往。可是吳云一入云南境內,就被鐵知院等人所害。

梁工把匝剌瓦爾密在殺了王袆,害了吳云后,跟明朝的關系已經覆水難收,只能死守一隅,茍且偷安。

明朝一而再、再而三的諭降,云南地方拒不相從。在王袆殉國八年后,也就是洪武十四年(138)九月,朱元璋下詔令討伐云南。云南梁王軍大敗,把匝剌瓦爾密出昆明城自殺而死。明朝最終平定云南,統一國家,實現王袆遺愿。

洪武二十五年(1392),王袆之子王紳受知于蜀獻王朱椿,應征四川成都府學訓導。在得到父親被害云南的消息時,王紳才14歲,就萌發尋找父親遺骸,來歸故鄉的愿望。但因路途遙遠,不能成行,一直未能了卻宿愿。此時到了成都,這個愿望益發強烈。蜀獻王對王袆大義凜然、慷慨不屈的氣概深為感動,于洪武二十八年(1395)十一月特出川資,以助王紳成行。

王紳于當年十二月初一從成都啟程。經過將近三個月的長途跋涉,終于在次年(1396)二月二十三日到達昆明。此時距王袆被害已經23年。

王紳到云南后,首先拜會了西平侯沐春和云南布政使司左布政張紀等地方官員,受到當地文武大臣及紳士士人的大力襄助。在昆明,王紳會晤了年愈七旬的人畫家何仁可,原司徒達里麻的門客、臨安儒士賈寬以及其他知情人金剛保、蘇奴等,詳盡了解了王袆持節云南、招撫梁王及被害的經過。二月二十五日,王紳到地藏寺北漏澤園祭奠,一連兩日,并夜宿地藏寺內,以伴其先父之靈。

至于王袆遺骸,據何仁可、賈寬說,由達里麻派人葬于地藏寺旁。王紳抵滇距王袆被害相隔23年,其間云南改朝換代,地已今非昔同,面貌全非,難辨依稀。又據宜良人李鉉所說,王袆墓大略在兀兒躲東門外百步左右,但王紳到那里一看,墳墓累累,成百上千而且多遭挖掘,更不知所在。

王紳在昆明,訪先父遺骸不得其所,捶胸頓足,哀嚎大慟。于三月二十二日離開昆明,奉神主而歸故里義烏。

英名永傳

中國古代典籍分經、史、子、集四部。王袆學于經,而成于史,成于子,成于集。他說,學問無窮,歲月有限,雖有絕倫之資,或也莫能究其本,因而為學,以切乎六經為最要。經明,則道明;道明,則天下之事措之不難。他身體力行,學通六經,而為之于史有《大事記續編》,為之于子有《重修革象新書》,為之于集有《王忠文公集》。清乾隆年間修撰的《四庫全書》,有王袆編著三種,分別列于史、子、集三部。一人三種著述,錄于《四庫全書》三部之中,可見王袆學之淵博。 

王袆之文,同輩師友交口稱贊。宋濂評說,其幼時為文幅程寬而運化宏,光焰燁燁起于諸公間;弱冠以后則波浪涌而魚龍張,風霆流而雨電集,五采競明而十日并照;年逾四十其文渾然天成而條理弗爽,使人拒之而愈深,味之而弗竭。每讀其文,心醉神融,如飲甘醇。 

王袆既死,朝野尊崇。建文元年(1399)二月,建文帝下詔,贈王袆翰林學士、奉議大夫,賜謚號“文節”。不久朱棣搶其侄皇位,于是建文帝的贈官、賜謚,人們不敢再提。英宗正統六年(1441),重新贈王袆翰林學士、奉議大夫,賜謚“忠文”。后世遂以“忠文”稱王袆。 

云南地方為紀念王袆為國家一統大業而捐軀的事跡,在昆明曾建有王袆專祠,并派專人護祠。后增吳云,稱為“二忠祠”。 

在故里義烏,明成化年間王袆后裔在青巖傅建王忠文公祠,奉王袆為百世不遷之祖。嘉靖年間義烏地方在縣城建有“四賢祠”,后改為“忠賢祠”,祭祖王袆等人。昆明、義烏分別建有王袆衣冠冢。 

王袆有二子,長子王經,遵父囑助母持家。次子王紳,字仲縉。10歲時,與父親分別后,父子再未有機會能夠相見。以后跟從宋濂受業,與年長三歲的寧海人方孝孺為同學,兩人互為知交,相與友善。王紳一同其父王袆,有志于學,為了追念父親,繼承遺志,特將居室命之為“繼志齋”,并用為自己之號。他不負師友厚望,刻苦求學,卓然超群,文章學問著稱于時,為一時同流之輩所不及。 

王袆有孫子五人,以王除最稱杰出,師從方孝孺。后來方孝孺不屈燕王朱棣之威而死難,并遭株連九族。王除自此絕意仕進,隱居青巖山下讀書著述,自號聵樵。曾孫輩有王汶,登進士第,授中書舍人。 

王袆一生,其位不顯。繼王袆以后又不屈而死的方孝孺評價他說:“崇位重祿之榮,高車駟馬之飾,雖不及當時之權貴,然身沒之后,彼綿澌盡腐滅而無遺”,而王袆則“節行之傳,昭乎若星斗之揭,浩乎若江河之流;姓名之著,又儼如超世而登仙。” 

在王袆所擬古文中,有一篇《麒麟閣蘇武頌》。蘇武出使,19年乃歸,“表里純忠。始終全書”。1400余年以后的王袆對蘇武深為敬佩,特作辭以頌。日后其出使云南,不屈而死,千載之下,又一蘇武,高風義節,同貫天日,文養氣充,文氣相通。王袆之文,為巨觀之文,王袆之氣,為浩然之氣。 

王袆為國家一統,慷慨不屈,殉國云南,迄今已600余年。誠如前人所言,文章節義,兩者俱兼,千古不朽,英名永傳。清末著名的文獻學家胡鳳丹贊曰:“吾儒讀圣賢書,欲以輔世翼教,楷模人倫,則文章節義二者均不朽。而兼此者,或代不數人,或數代不得一人,蓋其難也。吾于忠文見之矣。” 

明史文載

王祎,字子充,義烏人。幼敏慧,及長,身長岳立,屹有偉度。師柳貫、黃溍,遂以文章名世。睹元政衰敝,為書七八千言上時宰。危素、張起巖并薦,不報。隱青巖山,著書,名日盛。太祖取婺州,召見,用為中書省掾史。征江西,祎獻頌。太祖喜曰:“江南有二儒,卿與宋濂耳。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太祖創禮賢館,李文忠薦祎及許元、王天錫,召置館中。旋授江南儒學提舉司校理,累遷侍禮郎,掌起居注。同知南康府事,多惠政,賜金帶寵之。太祖將即位,召還,議禮。坐事忤旨,出為漳州府通判。

洪武元年八月,上疏言:“祈天永命之要,在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為政,法天道,順人心。雷霆霜雪,可暫不可常。浙西既平,科斂當減。”太祖嘉納之,然不能盡從也。明年修《元史》,命祎與濂為總裁。祎史事擅長,裁煩剔穢,力任筆削。書成,擢翰林待制,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奉詔預教大本堂,經明理達,善開導。召對殿廷,必賜坐,從容宴語。未久,奉使吐蕃,未至,召還。

五年正月議招諭云南,命祎赍詔往。至則諭梁王,亟宜奉版圖歸職方,不然天討旦夕至。王不聽,館別室。他日,又諭曰:“朝廷以云南百萬生靈,不欲殲于鋒刃。若恃險遠,抗明命,龍驤鹢艫,會戰昆明,悔無及矣。”梁王駭服,即為改館。會元遣脫脫征餉,脅王以危言,必欲殺祎。王不得已出祎見之,脫脫欲屈祎,祎叱曰:“天既訖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爝火余燼,敢與日月爭明邪!且我與汝皆使也,豈為汝屈!”或勸脫脫曰:“王公素負重名,不可害。”脫脫攘臂曰:“今雖孔圣,義不得存。”祎顧王曰:“汝殺我,天兵繼至,汝禍不旋踵矣。”遂遇害,時十二月二十四日也。梁王遣使致祭,具衣冠斂之。建文中,祎子紳訟祎事,詔贈翰林學士,謚文節。正統中,改謚忠文。成化中,命建祠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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