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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積學

劉積學

(清末舉人)
中文名:
劉積學
出生日期:
1880年
籍貫:
河南新蔡
人物簡介:

劉積學 1880年出生,河南新蔡人。清末舉人。1906年留學日本,加入同盟會。參加了辛亥革命。歷任民國臨時參議院參議員、國會議員、河南省自治籌備處處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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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
劉積學
出生日期
1880年
籍貫
河南新蔡
朝代
清末

簡介

劉積學 1880年出生,河南新蔡人。清末舉人。1906年留學日本,加入同盟會。參加了辛亥革命。歷任民國臨時參議院參議員、國會議員、河南省自治籌備處處長等。北伐戰爭時期,任河南宣撫使。1929年后任國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員、河南省臨時參議會議長等。1949年4月在河南信陽參加起義。同年9月以民革代表身份出席新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新中國成立后,歷任河南省政協副主席、河南省文史研究館館長、河南省人民委員會委員等。1960年11月12日病逝。

劉積學號群士,河南新蔡縣人,生于一八八零年(清光緒六年),卒于一九六零年。劉家雖是縣里大族,但劉積學幼時家境清貧,其父以炸油條賣小吃為生。劉積學以刻苦讀書,一九零三年取得癸卯科舉人。受新學影響,一九零二年他和車鉞、王梅溪、王鐘遠、蔣立、朱奮吾、安詔白燈在開封成立了一個民辦“半日學堂”。后來他們成立了一個學會,除傳授知識外,主要是借以傳播革命思想。這個學會同當時南方各省的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一樣,都是資產階級革命團體。一九零四年至一九零五年在河南武備學堂讀書。一九零六年至一九零八年到日本,原擬投考軍事學校,身體較弱,慮難錄取,初入實業學堂,后考入東京法政大學政治科。

一九零五年,孫中山先生在東京成立中國同盟會,劉積學經同盟會總部書記曾邵文介紹參加同盟會。一九零六年同盟會河南支部在東京成立,曾邵文、劉積學、杜潛、朱炳麟、程克都曾主持過支部工作。一九零六年,河南省留日同學以同鄉會名義集資創辦《豫報》,主持人有革命派,有改良派,常發表不利于革命的文章。同盟會支部派曾邵文、劉積學調查了解后,決定停辦《豫報》。一九零七年十二月在河南旅日女革命志士劉青霞(原姓馬,嫁尉氏劉家該姓劉)資助下創辦《河南》雜志,張忠端任總經理,劉積學任總編輯。《河南》旗幟鮮明,始終宣傳孫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批駁改良主義,每期有一百數十頁,發行數量近萬份,半數以上銷行在河南,風行國內外,對辛亥革命起了相當大的思想推動作用。他們提出除以武力革命推翻清廷的專制統治,建立民主共和。別無他路可走,他們認為只要能喚起國民覺醒,就能達到革命目的。他們說:“你有槍和炮,我有筆如刀。”《河南》雜志確實成了刺進清王朝心臟一把鋼刀。清政府下令在國內嚴防查禁,并指示駐日使館勾結日本警署封閉雜志社,扣押了第十期,發行到國內的只有九期。

辛亥革命前印發的《河南留日學生討滿清政府檄》就是劉積學執筆寫的內容,慷慨激昂,歷述清王朝的殘暴統治,喚醒國民,推翻清政府,建立民國。

生平

一九零八年,同盟會河南支部為了發展河南革命力量,派杜潛(扶東)回開封成立同盟會河南分部,初設在中州公學,很快就發展兩百多會員。東京同盟會總部籌劃在武昌舉義的同時,還作了通盤的籌劃,推動南北各省起而響應。豫魯陜甘在日本的同盟會員組織四省協會,籌劃策動北方起義。同盟會河南支部派劉積學回開封執行這項任務。到開封后,召開革命黨人會議,傳達總部組織各省地方武力,除在開封聯絡社會義士并策動新軍外,分派會員到各省城外聯絡可以聯絡的社會武裝組織和綠林豪俠,準備起義。還決定在開封、北京籌辦《國是日報》和《國維日報》作輿論動員。會后劉積學即去北京。武昌首義消息傳到開封后,同盟會員和革命群眾大受鼓舞,積極準備在開封舉事響應。因已聯絡的新軍協統應龍翔遲疑不懂,致被巡撫寶棻扣押。策動新軍失敗后,同盟會分部通過劉粹軒的建議,決定仍在開封進行起義準備外,把重點放在分派同志到省城外各地聯系農民武裝,策動就地起義,并支援開封的起義。適劉積學從北京回到開封,他就偕同孫豪、魏士骙、趙伯階等去汝、魯、寶、郟、襄、密等縣發動農民武裝,策應南陽義軍,計劃控制豫西南。他們的辦事機構設立在葉縣城北。派魏士骙去開封以辦農民團“剿匪”為名買到一批槍彈,原計劃運往南陽,在那里起義。同時,由孫豪、趙伯階聯絡魯山、寶豐、郟縣一帶農民武裝攻打寶豐,同南陽相呼應,勝利后即在南陽建立軍政府。魏士骙剛把槍彈運到葉縣,被縣官偵知沒收。劉、孫、趙等已聯系好的農民武裝就決定以孫豪為司令,趙伯階為參謀,攻打寶豐時,孫受騙進城治商和平光復寶豐被殺害,趙伯階指揮攻城,適南陽鎮謝寶勝派的清軍趕到,內外夾擊,寡不敵眾,趙伯階陣亡,于眾退往臨汝山區,成了白朗起義的骨干力量。

同盟會河南分部的領導人并沒有因失敗而退縮,決定仍按照原計劃在開封和省內各地積極聯絡武裝力量,組織起義。同盟會分部以所聯絡的群眾組織,既少訓練,又無新式武器,不足以擊敗有訓練、有新式武器的清軍,決定派劉積學去上海向陳其美、黃興請援。那時河南在日本的同盟會員都奉命回到上海,配合當地革命武裝,奪取了上海制造局(即兵工廠)。組織上海軍政府,河南同盟會員多在軍政府任要職,劉基炎任參謀長。劉積學于十一月下旬到上海,同河南同盟會員劉基炎、陳伯昂、賀開平等商議,提出在上海組織北伐軍的計劃,并成立北伐軍支部。陳其美、黃興積極支持這一計劃,允許發給武器彈藥。河南在上海的革命黨人都盼望家鄉早日光復,一致要求組織北伐軍,經南京臨時政府批準成立河南北伐軍,以張國威為司令的一路由長江西上,以劉基炎為司令的一路由海上至煙臺登陸。長江一路到了河南光州與閻子固、任芝銘的淮上軍會合。煙臺的一路沒有進入河南,南北議和,都停止了軍事活動。

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七年,劉積學先后被選為臨時參議院和第一屆參議院議員。在此期間,他的一切言行,皆以孫中山的主張為依歸。一九一四年七月,孫中山以同盟會員多喪失革命精神,在日本另組織中華革命黨。劉積學、夏述唐首先參加了中華革命黨。袁世凱死后,段祺瑞當權,毀棄《臨時約法》,拒不召開國會,完全承襲了袁世凱的反動政策。一九一七年七月,孫中山在廣州召開非常國會,高舉護法旗幟,劉積學即去廣州參加非常國會。孫中山雖幾次受到挫折,從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一年劉積學始終是孫中山忠實的追隨者。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三年任河南自制籌備處處長,一九二五年任河南省政務廳廳長,一九二六年由廣東國民政府任命為河南宣撫使。

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劉積學寓居上海,過著窮苦潦倒的生活。劉積學因同胡漢民的關系較深,又是同盟會的早期會員,當了十年立法院委員。他原不滿蔣氏之所為,一九三一年二月,蔣介石把胡漢民軟禁在南京之湯山后,對蔣更為不滿,他從不去見蔣介石或有所干求。派系紛爭,他很少參與。從一九二九年以后,他坐享高薪,在南京過著清閑恬淡的生活,辛亥革命前后的革命意志已消沉殆盡。當日軍逼進南京,國民政府搬遷武漢,與他關系較好的胡漢民已于一九三五年五月死去。對他這個早期的同盟會員,孫中山的信徒,不論是掌握軍政大權的蔣介石,還是掌握黨權的陳家兄弟,都不予以重視。國民政府遷重慶時,他請假回河南。一九三九年五月,辭去立法委員職務,專任河南省臨時參議會議長。

蔣介石背叛孫中山之后,對于孫中山的旗幟卻還得利用。他對早年跟隨孫中山革命的同盟會員、辛亥革命老人,采取了尊而不親,貴不給權的籠絡辦法。因此,劉積學從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九年,在河南當了十年省參議會的議長。對在河南的黨政軍的權要人物種種禍害地方,亂抓濫殺的罪行,他雖無可如何,但思想上是憤恨不平的。對在一九四二年河南大旱災,餓死的人數數以百萬計的時候,國民黨反動派政府還向河南征購糧食,對于一九四四年日軍進犯中原,湯恩伯擁軍殃民,臨戰望風而潰,對軍統特務趙理軍活埋河南第十二區行政專員韋品方,對一些發國難財,貪污瀆職的官吏等,參議會提出的彈劾議案,劉積學都是支持的。蔣介石擁兵百萬,坐令半壁河山淪陷,這是有目共睹的事實。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堅持敵后艱苦抗戰,敵人僅占據一些點和線,廣大地區并未淪陷,盡管蔣介石嚴密封鎖,也漸為人民所悉知。面對這個事實,劉積學漸寄希望于中國共產黨。據當時任省建設廳長的張仲魯對我說,省政府在魯山時,他同劉積學時有接觸,劉曾說:抗戰勝利后國家將長期陷于內戰,最后共產黨必須勝利,這是無疑的,就是不知道共產黨要不要咱們。

一九四七年下半年,蔣介石在他所挑起的全面內戰中,損兵折將,已處于處處挨打的被動地位,事實迫使劉積學不能不考慮自己何以自處。中共地下組織也做爭取他的工作。劉積學是中國共產黨資助創辦的開封《中國時報》的董事長,同該報社長郭海長的父親郭仲隗(時任檢察院豫魯監察使)是老朋友。通過郭海長多次同他密談,劉積學對解放戰爭的勝負和共產黨的政策已有所認識。為了決定何去何從,劉積學還主動約郭海長談話,了解共產黨的政策。

一九四七年,南陽《前鋒報》與《中國時報》出聯合版。年末,因有一個與郭海長由聯系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員被逮捕,郭乃避往武漢,報社需人主持,我由南陽經武漢于一九四八年初到了開封。不久報社收到國際新聞社從香港寄來用英文印的《目前形勢和我們的任務》,譯出后也讓劉積學看了。這對他投靠共產黨有決定性的作用。他曾表示:如有必要,愿為效力。盡管參議會還請南京政府派兵“剿共”,劉積學本人卻已決定靠攏共產黨。

一九四八年五月,晉冀魯豫大區黨委派代表張子庸(即方靜之,現任湖北省農委副主任)去信仰策動張軫(華中“剿匪”總司令部副總司令兼第五綏靖區司令官)起義,須有一中介人,劉是長者,素為張所敬重。郭海長奉中共黨組織命令勸說劉陪同,張子庸前往,因鐵路不通,行動困難,劉寫了親筆信,讓我陪同前往。寫的很懇切,促張軫早日起義。

是年六月下旬開封第一次解放,解放軍退出開封前夕,通過郭海長,請劉積學出來維持開封秩序。他說,如解放軍不再退走,讓他干什么都愿效力,如要撤走,國民黨再返開封,他以后就很難處。考慮到他的處境,沒有勉強他出面。

張軫兼任河南省主席后,一九四八年十月間,參議會隨省政府遷到信陽,劉積學在信陽、漢口多次同張子庸談話,對黨的政策加深了認識,迫切感到起義宜早不宜遲,對張軫多次勸說,起義越早越好。張因種種原因,遲遲未能起義。適潢川專員出缺,劉積學請張軫委任劉基炎為專員,他也同去,讓他二人以省參議會議長和潢川專員身份聯名通電起義,因張軫不同意,未能實現。十二月下旬白崇禧召集豫鄂皖湘贛五省議長到漢口開會,讓五省議長聯名電蔣請暫回奉化,由李宗仁代行總統職權,與中共講和,作為緩兵之計,時機許可再請蔣返京。實際是李、白已取得美國的支持要取而代之,并企圖同共產黨劃江而治。劉積學堅決主張蔣介石必須引咎下臺,以謝國人,否則,反對他的就不只是共產黨了。劉不肯在白擬就的電稿上簽名,白亦不讓劉單獨出名電蔣下臺的電報在漢口發出。劉積學即回信陽發出要蔣下野的電報。這就是轟動一時的“亥世電”(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信陽的特務們聞訊大肆鼓噪,要逮捕公審劉積學。張軫是同意劉單獨發電的,立即派兵保護劉積學。當時在淮海戰場上,蔣軍被殲殆盡,大戰已接近結束,南京驚慌混亂,自顧不暇,給劉的復電語意和緩,沒有責言,特務們也不再喧囂了。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淮海大戰以蔣軍數十萬被全殲而結束。白宗禧以為解放軍要從平漢線難進了,在春節前夕,國民黨在信陽的黨政軍各機關,在驚慌混亂中南逃武漢,劉積學堅決不走,河南省參議會獨留信陽。過了幾天,解放軍并未南進,南逃的各機關又返回信陽。

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毛主席、朱總司令發出了《向全國進軍的命令》,人民解放軍各路大軍浩浩蕩蕩大舉向江南進軍。在信陽的國民黨的黨政軍各機關又紛紛驚慌南逃。劉積學仍拒不南逃,冒著被特務們殺害的危險,率領省參議會留在信陽,迎候解放。當解放軍進抵信陽時,參議會張貼歡迎標語,派代表出城歡迎。解放軍一進城,參議會即將文卷檔案全部交出。劉積學單獨起義的愿望至此實現。不久,張軫在武昌南金口起義。在信陽民主運動中,劉積學這位七十老人的作用是不應低估的。劉積學一向謙遜,解放后很少聽到他同別人談這段事情,外人也很難知道這事實的經過。

一九四九年九月,劉積學以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代表身份,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參與《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的制定,選舉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并參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盛典。

劉積學曾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省政協副主席、河南省人民政府委員會委員、省政治學校校長、省文史研究館副館長、民革河南省籌備委員會召集人、民革省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他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制度。

從開國至一九五七年,歷次重大政治運動,劉積學積極響應中國共產黨的號召,或撰寫文章,或發表講話,熱烈擁護黨的各項政策。河南土地改革開始,他即在《河南日報》上發表了熱烈擁護黨的土改政策的長文。劉積學對祖國統一大業,非常關心,曾多次寫信和廣播稿,對在臺灣的親朋故舊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政策,曉以國家民族大義,說明愛國不分先后,愛國就是一家,希望他們對祖國統一大業做出自己的貢獻。

家庭情況

初出生時,家人口大小十五口,無宅無地,生活困難。我祖父劉拱宸設私塾課徒,每年收入制錢約五十串;父劉啟模經營醬醋業,有缸二十余口,每年收入制錢約百余串,全家依靠這兩項收入維持生活。經過十余年后,兄劉芬佛及我都能課徒,每年收入逐漸多,生活就寬裕起來了。

我的原配唐氏,湊集資本,與我兄劉芬佛合營雜貨生意,字號叫德懋泉,生意很好,賺錢不少。我家遂湊集三千余元與我兄劉芬佛同買天地,地在新蔡縣曹樓、段寨兩處,我家約分一百二十畝。嗣又陸續增買五十余畝,地在劉海子。合計買地約有一百七十畝。從此遂成地主。抗戰時期雇傭長工五、六人,耕地六十余畝,經營五、六年,入不敷出,因而停止經營。解放后,土改時,因為我在解放前參加了民革地下工作,有在信陽參加起義,評我為守法地主,又評我為民主人士,劃分土地時,農會還分給我家二十七畝地,使我家參加勞動,重作新人。

解放后我初參加工作時,每月工資五十元,后來增至一百元。一九五一年,支領中南軍委會薪資,每月計約一百九十元。中南軍委會改組后,支領河南省人民委員會工資,每月為二百一十元。現支領河南省文史研究館工資,每月為一百一十五元。、

學歷及著作、研究

七歲在家庭從祖父劉拱宸上學,讀舊書“五經”、“四書”,十六歲進學為秀才,二十歲補廩膳生,二十四歲中鄉試癸卯科舉人。二十五歲考入河南武備學堂,學習軍事。學過戰法、步兵操典、野外演習、炮學、水旱雷學、繪圖學等科目。一九零六年二月,由清政府派送日本留學。到日本后,最初入巢鴨宏文學校,預備日語。嗣改入小石川區實科學校理化專修班學習理化。畢業后,考入東京法政大學專門部政治科,校長梅謙次郎。一九一一年六月畢業。我從幼年上學,最喜研究《春秋》三傳、尤好《公羊》。另外,喜研究《論》、《孟》、《詢》、《韓》、《老》、《莊》等書。清朝考據家如戴、段、錢、王各家著作,亦喜鉆研。此外,佛學性相各宗經論,如《大班若經解》、《深密經》、《佛地經》、《華嚴經》、《大智度論》、《般若燈論》、《大乘掌珍論》、《瑜伽師地論》、《成維識論》等,亦研究五六年,稍能深入。共產主義著作,如毛主席的《新民主主義論》、《論聯合政府》、《論人民民主專政》,列昂節夫的《增至經濟學》,李寧的《國家與革命》,斯大林的《論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新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等書,都粗有研究,未能細致深入。

我個人的著作,如《廣韻詮紐》、《荀子教學方法》、《老子要義詮釋》、《程伊川實踐哲學論》等,抗戰期間都失散了。《豫報》、《河南》雜志、《國是報》、《自由報》,我都有文字寫作,現皆散失無存。

政治經歷

于一九零六年二月到日本留學,即參加孫中山先生領導的革命同盟會,當即與河南同志組織河南同盟會支部,公推曾可樓為河南同盟會支部長,我為支部書記,掌管開會時記錄及保管文件。曾可樓畢業歸國,我代理為同盟會河南支部長。一九一一年辛亥年八月武昌起義,傳檄河南,河南省咨議局議員及優級師范學堂學生分配革命任務,把河南全省分為四路,聯絡起義。我擔任新鄭、密縣、葉縣、南陽一帶的聯絡工作。嗣以袁世凱大軍壓境,寶棻、齊耀琳等又調兵防阻,成功不易,河南省咨議局推定我赴上海,請求上海軍政府都督陳英士調派軍隊,幫助河南起義。我到上海后,很快就組織了河南北伐隊,河南學生參加甚多馬靜生、鄭耀五、李銳五、海廷壁、楊靖西等亦往參加,曾經開至黃州、陽羅一帶,南北議和,宣告解散。

一九一二年二月,我三十三歲,當選為民國臨時參議院參議員。根據臨時約法,由河南省會人民大會選舉。一九一三年三月,當選為正式國會議員。正式國會為兩院制,我當選為參議院議員,由河南省議會選舉。一九一七年,張勛復辟,解散國會,孫中山先生領導護法,國會在廣州開會,我響應孫中山先生的號召,到廣州參加護法。一九二一年,由廣東返回上海,休養一個時期。一九二三年,被河南省長張風臺邀至河南,任河南省自治籌備處處長,制定河南縣市自治條例。正舉辦期間,洛陽吳佩孚下命令,謂我假借自治名義,樹黨營私,冀圖顛覆等等,把我扣押在吳之參謀處三十七天。后被釋出。并停辦自治。

一九二五年,應國民二軍胡笠生邀請,擔任河南省政務廳廳長。逾年,國民二軍失敗,我又到上海養病。一九二六年,廣東國民革命軍北伐起義,我被廣東國民政府任命為河南省宣撫使。是時,吳佩俘軍隊被樊鐘秀邀擊,吳幾被擒獲,樊駐扎信陽柳林車站,我亦到柳林,設立宣撫使署,與樊合作。我在柳林曾散發許多宣傳品,說明廣東政府北伐意義,并召集紅學(紅槍會)百余人開會,紅學都相安無事。一九二七年,宣撫使名義被撤銷,我又返上海。一九二九年十月,南京政府行使五院制,立法院由胡漢民擔任院長,林森為副院長,立法委員四十余人,我被任命為立法委員。立法院二年改選一次,第三次改選由孫科擔任院長,張繼、覃振相繼為副院長,五次改選我都繼續連任。抗戰時期,南京政府遷至重慶,我請假未去。隨河南省政府居住南陽八個月。適河南省臨時參議會組織成立,我即被選為參議員,并被選為議長。臨時參議會組織成立時,為一九三九年五月一日,由此遂辭去立法委員,專任河南省參議會職務。

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信陽解放,參議結束,所有文件器具都交軍管會接受,并由軍管會發給各人路政回家。我于五月到新蔡縣。六月奉到河南省政府電,來至開封學習。九月,北京全國政治協商會議開會,我被推為民革代表,前往參加,并參加了十月一日首次國慶。這是我一生的慶幸。這時我年七十歲。

一九五零年,當選為河南省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副主席、省人民政府委員、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一九五二年,中南軍政會改組,我被選為河南省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省人民委員會委員、省政協副主席。一九五八年以后,任河南省文史研究館館員。

社會關系

社會人士于我有影響者頗多,現只寫五人。

1、 馬子昭。是我幼年同學。為人言忠信,行篤敬,為四育中學教員多年,不求改業。

參加河南各次革命而不求名。我受其感化甚多。

2、 崔寅彤。一九一三年為烈士賈霞飛擔任律師出庭辯訴。賈被釋出獄后,崔自己被羅

織入獄,扣押數年,屢受刑訊,釋出后毫無怨悔。他這一點義氣,我甚傾慕。

3、劉漢川。熱心革命。我常受其督促。一九四八年,他屢從上海來函催我赴滬,我遲遲不行。我憶及此事,深為感愧。

4、周凌卓。辛亥年河南起義,周為參謀長,與總司令張忠端同時被捕,周當時經河南京官保釋,未被槍殺。他從辛亥革命到現在,為表示過自己于革命有貢獻。他喜寫字,至今未離筆硯。我受其影響,亦喜學習書法。

5、閻明初。是我同學。為人有忍耐性,對朋友困難多所濟助,毫無吝嗇,我困難時受其幫助不少,至今念之。彼現在新蔡縣完小當校長,學習有進步,思想改造比我前進,我愿向他學習。

一九五九年二月六日

(劉積學于一九六零年十一月十二日病故。本文摘于《河南文史資料》第八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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