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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詩四大家

我們知道,作為唐代的一大詩歌創作體裁,唐詩特別受到文人騷客的喜愛,許多文人墨客都用唐詩進行了創作,也因此而出現了一大批的有名的詩人。但在這些詩人中,有那么四個人尤為受人矚目,他們就是李白、杜甫、白居易元稹。而前三者又可以稱為“唐代三大詩人”,若是加上元稹的話,則稱為“唐詩四大家”。


李白

人物生平

早年天才

長安元年(701年),李白生,字太白。其生地今一般認為是唐劍南道綿州(巴西郡)昌隆(后避玄宗諱改為昌明)青蓮鄉。祖籍為甘肅天水。其家世、家族皆不詳。據《新唐書》記載,李白為興圣皇帝(涼武昭王李暠)九世孫,按照這個說法李白與李唐諸王同宗,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同輩族弟。亦有說其祖是李建成或李元吉。

神龍元年(705年), 十一月,武則天去世。李白五歲。發蒙讀書始于是年。《上安州裴長史書》云:“五歲誦六甲。”六甲,唐代的小學識字課本,長史,州之次官。

開元三年(715年),李白十五歲。已有詩賦多首,并得到一些社會名流的推崇與獎掖,開始從事社會干謁活動。亦開始接受道家思想的影響,好劍術,喜任俠。是年岑參生。

開元六年(718年),李白十八歲。隱居戴天大匡山(在今四川省江油縣內)讀書。往來于旁郡,先后出游江油、劍閣、梓州(州治在今四川省境內)等地,增長了不少閱歷與見識。 

辭親遠游

開元十二年(724年),李白二十四歲。離開故鄉而踏上遠游的征途。再游成都、峨眉山,然后舟行東下至渝州(今重慶市)。

開元十三年(725年),李白出蜀,“仗劍去國,辭親遠游”。 

開元十四年(726年),李白二十六歲。春往揚州(今江蘇省揚州市)。秋,病臥揚州。冬,離揚州北游汝州(今河南省臨汝縣),至安陸(今湖北省安陸縣)。途經陳州時與李邕相識。結識孟浩然。

開元十五年(727年),是年詔令“民間有文武之高才者,可到朝廷自薦”。秋,全國六十三州水災,十七州霜旱。李白二十七歲。居于安陸壽山,與故宰相許圉師之孫女結婚,逐家于安陸。是年王昌齡進士及第。

開元十六年(728年),土蕃屢次入侵。李白二十八歲。早春,出游江夏(今湖北省武漢市),與孟浩然相會于斯。

開元十七年(729年),八月五日,玄宗為自己四十歲生日舉行盛大的慶賀活動,并以每年八月五日為千秋節。詔令天下諸州宴樂,休假三日。以宇文融管理全國財賦,強制稅法,廣為聚斂,供朝廷奢侈之用。李白二十九歲。在安陸。

蹉跎歲月

開元十八年(730年),李白三十歲。春在安陸。前此曾多次謁見本州裴長史,因遭人讒謗,于近日上書自白,終為所拒。初夏,往長安,謁宰相張說,并結識其子張垍。寓居終南山玉真公主(玄宗御妹)別館。又曾謁見其它王公大臣,均無結果。暮秋游邢州(在長安之西)。冬游坊州(在長安之北)。是年杜甫十九歲,游于晉(今山西省)。

開元十九年(731年),玄宗多任宦官,尤寵高力士,時四方表奏,皆先為高力士所決。十月,玄宗駕幸洛陽。李白三十一歲。窮愁潦倒于長安,自暴自棄,與長安市井之徒交往,初夏,離長安,經開封(今河南省開封市),到宋城(今河南省商丘縣)。秋到篙山五岳之一的中岳(為河南省登封縣的名山),戀故友元丹丘的山居所在,逐有隱居之意。暮秋,滯留洛陽。  

開元二十年(732年),十月,玄宗到洛陽以北(今山西省一帶)地區出巡,詔令巡幸所至,地方官員可將本地區賢才直接向朝廷推薦。十一月,至北都太原(唐朝開國之地),祀后土(土地神),大赦天下。十二月,歸還洛陽。是年全國戶數為七百八十六萬一千二百三十六,人口四千五百四十三萬一千二百六十五,為有史以來的最高記錄。李白三十歲。自春歷夏在洛陽,與元演、崔成甫結識。秋,自洛陽返安陸。途經南陽(今河南省南陽市),結識崔宗之。冬,元演自洛陽到安陸相訪,二人同游隨州(今湖北省隨縣)。歲未,歸家安陸。

開元二十一年(733年),正月,玄宗親注老子《道德經》。令天下士庶(身份很低的役人與庶民)家藏一冊,梅年貢舉時加試《老子》策。三月,韓休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五月,張九齡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二人為人正直,敢于力諫,張九齡尤以文學才能,道德文章,為世所重。分天下為十五道,各置采訪使(負責監察督辦所轄地區的政治等項),是年長安久雨,京師饑謹,詔令放太倉米二百萬石以賑民。李白三十三歲。構石室于安陸白兆山桃花巖。開山田,日以耕種、讀書為生活。

開元二十二年(734年),正月,玄宗巡幸洛陽。二月,秦州(今甘肅天水縣西南)地震,房屋倒塌,崩壞殆盡,壓死者四千余人。征沼自稱生于堯時的道士張果先生,玄宗親問以治道神仙之術。授其銀青光祿大夫(銀印上系以青色緩帶,以為品位高的標志。副職),位侍中(唐門下省協助宰相起草文書等項的官吏)。 

西游獻賦

開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玄宗又一次狩獵,正好李白也在西游,乘機獻上《大獵賦》,希望能博得玄宗的賞識。他的《大獵賦》希圖以“大道匡君,示物周博”,而“圣朝園池遐荒,殫窮六合”,幅員遼闊,境況與前代大不相同,夸耀本朝遠勝漢朝,并在結尾處宣講道教的玄埋,以契合玄宗當時崇尚道教的心情。

是年,李白進長安后結識了衛尉張卿,并通過他向玉真公主獻了詩,最后兩句說“幾時入少室,王母應相逢”,是祝她入道成仙。由此,他一步步地接近了統治階級的上層。李白這次在長安還結識了賀知章。李白去紫極宮,在那里遇見了賀知章,立刻上前拜見,并呈上袖中的詩本。賀知章頗為欣賞《蜀道難》和《烏棲曲》。李白瑰麗的詩歌和瀟灑出塵的風采令賀知章驚異萬分,竟說:“你是不是太白金星下凡到了人間?”賀知章稱他為謫仙。三年后,李白發出“行路難,歸去來”的感嘆,離開長安。 

供奉翰林

天寶元年(公元742年),由于玉真公主和賀知章的交口稱贊,玄宗看了李白的詩賦,對其十分仰慕,便召李白進宮。李白進宮朝見那天,玄宗降輦步迎,“以七寶床賜食于前,親手調羹”。玄宗問到一些當世事務,李白憑半生飽學及長期對社會的觀察,胸有成竹,對答如流。玄宗大為贊賞,隨即令李白供奉翰林,職務是給皇上寫詩文娛樂,陪侍皇帝左右。玄宗每有宴請或郊游, 必命李白侍從,利用他敏捷的詩才,賦詩紀實。雖非記功,也將其文字流傳后世,以盛況向后人夸示。李白受到玄宗如此的寵信,同僚不勝艷羨,但也有人因此而產生了嫉恨之心。 

天寶二年(743年),,李白四十三歲。詔翰林院。初春,玄宗于宮中行樂,李白奉詔作《官中行樂詞》,賜宮錦袍。暮春,興慶池牡丹盛開,玄宗與楊玉環同賞,李白又奉詔作《清平調》。對御用文人生活日漸厭倦,始縱酒以自昏穢。與賀知章等人結“酒中人仙”之游,玄宗呼之不朝。嘗奉詔醉中起草詔書,引足令高力士脫靴,宮中人恨之,讒謗于玄宗,玄宗疏之。 

李杜相識

天寶三年(公元744年)的夏天,李白到了東都洛陽。在這里,他遇到蹭蹬的杜甫。中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兩位詩人見面了。此時,李白已名揚全國,而杜甫風華正茂,卻困守洛城。李白比杜甫年長十一歲,但他并沒有以自己的才名在杜甫面前倨傲。而“性豪也嗜酒”、“結交皆老蒼”的杜甫,也沒有在李白面前一味低頭稱頌。兩人以平等的身份,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在洛陽時,他們約好下次在梁宋(今開封、商丘一帶)會面,訪道求仙。同年秋天,兩人如約到了梁宋。兩人在此抒懷遣興,借古評今。他們還在這里遇到了詩人高適,高適此時也還沒有祿位。然而,三人各有大志,理想相同。三人暢游甚歡,評文論詩,縱談天下大勢,都為國家的隱患而擔憂。這時的李杜都值壯年,此次兩人在創作上的切磋對他們今后產生了積極影響。 

這年的秋冬之際,李杜又一次分手。李白到齊州(今山東濟南一帶)紫極宮請道士高天師如貴授道箓,從此他算是正式履行了道教儀式,成為道士。其后李白又赴德州安陵縣,遇見這一帶善寫符箓的蓋還,為他造了真箓。此次的求仙訪道,李白得到了完滿的結果。

天寶四年(公元745年)秋天,李白與杜甫在東魯第三次會見。短短一年多的時間,他們兩次相約,三次會見,知交之情不斷加深。他們一道尋訪隱士高人,也偕同去齊州拜訪過當時馳名天下的文章家、書法家李邕。就在這年冬天,李杜兩人分手。 

安史入幕

天寶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亂爆發,李白與妻子宗氏一道南奔避難。春在當涂。旋聞洛陽失陷,中原橫潰,乃自當涂返宣城,避難刻中(今浙江省膝縣)。至漂陽(今江蘇省灤陽縣),與張旭相遇。夏至越中。聞郭子儀、李光弼在河北大勝,又返金陵。秋,聞玄宗奔蜀,遂沿長江西上,入廬山屏風疊隱居。

至德元年(756年),正月,安祿山在洛陽自稱大燕皇帝。五月,郭子儀、李光弼大破史思明,收復河北十余郡。六月,安祿山率部攻破潼關,生擒哥舒翰。

至德二年(757年),,李白五十七歲。正月,在永王軍營,作組詩《永王東巡歌》抒發了建功報國情懷。5永王擅自引兵東巡,導致征剿,兵敗。李白在潯陽入獄。被宋若思、崔渙營救。成為宋若思的幕僚后,為宋寫過一些文表,并跟隨他到了武昌。李白在宋若思幕下很受重視,并以宋的名義再次向朝廷推薦,希望再度能得到朝廷的任用。終以參加永王東巡而被判罪長流夜郎(今貴州桐梓)。[5]是年杜甫四十六歲,四月,從賊營逃出,謁肅宗于風翔,授右拾遺。 

乾元元年(758年),四月,史思明反。五月,肅宗罷張鎬宰相,出為荊州大都督長史。十二月,史思明陷魏州(今河北省南部)。李白五十八歲。李白自尋陽出發,開始長流夜郎,妻弟宗嫌相送。春末夏初。途經西塞驛(今武昌縣東),至江夏,訪李邕故居,登黃鶴樓,眺望鸚鵡洲。秋至江陵,冬入三峽。是年杜甫四十七歲,為華州司功參軍。 

溘然病逝

乾元二年(759年),朝廷因關中遭遇大旱,宣布大赦,規定死者從流,流以下完全赦免。李白經過長期的輾轉流離,終于獲得了自由。他隨即順著長江疾駛而下,而那首著名的《早發白帝城》最能反映他當時的心情。到了江夏,由于老友良宰正在當地做太守,李白便逗留了一陣。乾元二年,李白應友人之邀,再次與被謫貶的賈至泛舟賞月于洞庭之上,發思古之幽情,賦詩抒懷。不久,又回到宣城、金陵舊游之地。差不多有兩年的時間,他往來于兩地之間,仍然依人為生。 

上元二年(761年),已六十出頭的李白因病返回金陵。在金陵,他的生活相當窘迫,不得已只好投奔了在當涂做縣令的族叔李陽冰。

上元三年 (762年),李白病重,在病榻上把手稿交給了李陽冰,賦《臨終歌》而與世長辭,終年六十二歲。   

關于李白之死,歷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總體可以概括為三種死法:其一是醉死,其二是病死,其三是溺死。第一種死法見諸《舊唐書》,說李白“以飲酒過度,醉死于宣城”;第二種死法亦見諸其他正史或專家學者的考證之說。說當李光弼東鎮臨淮時,李白不顧61歲的高齡,聞訊前往請纓殺敵,希望在垂暮之年,為挽救國家危亡盡力,因病中途返回,次年病死于當涂縣令、唐代最有名的篆書家李陽冰處;而第三種死法則多見諸民間傳說,極富浪漫色彩,說李白在當涂的江上飲酒,因醉跳入水中捉月而溺死,與詩人性格非常吻合。但是不管哪一種死法,都因參與永王李璘謀反作亂有著直接的關系。因為李白流放夜郎,遇赦得還后不久,就結束了他傳奇而坎坷的一生,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主要成就

詩歌

綜述

李白的樂府、歌行及絕句成就為最高。其歌行,完全打破詩歌創作的一切固有格式,空無依傍,筆法多端,達到了任隨性之而變幻莫測、搖曳多姿的神奇境界。李白的絕句自然明快,飄逸瀟灑,能以簡潔明快的語言表達出無盡的情思。在盛唐詩人中,王維、孟浩然長于五絕,王昌齡等七絕寫得很好,兼長五絕與七絕而且同臻極境的,只有李白一人。
  
李白的詩雄奇飄逸,藝術成就極高。他謳歌祖國山河與美麗的自然風光,風格雄奇奔放,俊逸清新,富有浪漫主義精神,達到了內容與藝術的完美統一。他被賀知章稱為“謫仙人”,其詩大多為描寫山水和抒發內心的情感為主。李白的詩具有“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的藝術魅力,這也是他的詩歌中最鮮明的藝術特色。李白的詩富于自我表現的主觀抒情色彩十分濃烈,感情的表達具有一種排山倒海、一瀉千里的氣勢。他與杜甫并稱為“大李杜”,(李商隱與杜牧并稱為“小李杜”)。
  
李白詩中常將想象、夸張、比喻、擬人等手法綜合運用,從而造成神奇異彩、瑰麗動人的意境,這就是李白的浪漫主義詩作給人以豪邁奔放、飄逸若仙的原因所在。
  
李白的詩歌對后代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中唐的韓愈、孟郊、李賀,宋代的蘇軾、陸游、辛棄疾,明清的高啟、楊慎、龔自珍等著名詩人,都受到李白詩歌的巨大影響。

風格
  
豪邁奔放,清新飄逸,想象豐富,意境奇妙,語言奇妙,浪漫主義,立意清晰。
  
李白生活在盛唐時期,他性格豪邁,熱愛祖國山河,游蹤遍及南北各地,寫出大量贊美名山大川的壯麗詩篇。他的詩,既豪邁奔放,又清新飄逸,而且想象豐富,意境奇妙,語言輕快,人們稱他為“詩仙”。
  
李白的詩歌不僅具有典型的浪漫主義精神,而且從形象塑造、素材攝取、到體裁選擇和各種藝術手法的運用,無不具有典型的浪漫主義藝術特征。
  
李白成功地在中塑造自我,強烈地表現自我,突出抒情主人公的獨特個性,因而他的詩歌具有鮮明的浪漫主義特色。他喜歡采用雄奇的形象表現自我,在詩中毫不掩飾、也不加節制地抒發感情,表現他的喜怒哀樂。對權豪勢要,他“手持一枝菊,調笑二千石”(《醉后寄崔侍御》二首之一);看到勞動人民艱辛勞作時,他“心摧淚如雨”。當社稷傾覆、民生涂炭時,他“過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拔劍擊前柱,悲歌難重論”(《南奔書懷》),那樣慷慨激昂;與朋友開懷暢飲時,“兩人對酌山花開,一杯一杯復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山中與幽人對酌》),又是那樣天真直率。總之,他的詩活脫脫地表現了他豪放不羈的性格和倜(俶)儻不群的形象。
  
豪放是李白詩歌的主要特征。除了思想性格才情遭際諸因素外,李白詩歌采用的藝術表現手法和體裁結構也是形成他豪放飄逸風格的重要原因。善于憑借想象,以主觀現客觀是李白詩歌浪漫主義藝術手法的重要特征。幾乎篇篇有想象,甚至有的通篇運用多種多樣的想象。現實事物、自然景觀、神話傳說、歷史典故、夢中幻境,無不成為他想象的媒介。常借助想象,超越時空,將現實與夢境、仙境,把自然界與人類社會交織一起,再現客觀現實。他筆下的形象不是客觀現實的直接反映,而是其內心主觀世界的外化,藝術的真實。
  
李白詩歌的浪漫主義藝術手法之一是把擬人與比喻巧妙地結合起來,移情于物,將物比人。
  
李白詩歌的另一個浪漫主義藝術手法是抓住事情的某一特點,在生活真實的基礎上,加以大膽的想象夸張。他的夸張不僅想象奇特,而且總是與具體事物相結合,夸張得那么自然,不露痕跡;那么大膽,又真實可信,起到突出形象、強化感情的作用。有時他還把大膽的夸張與鮮明的對比結合起來,通過加大藝術反差,加強藝術效果。
  
李白最擅長的體裁是七言歌行和絕句。李白的七言歌行又采用了大開大合、跳躍宕蕩的結構。詩的開頭常突兀如狂飆驟起,而詩的中間形象轉換倏忽,往往省略過渡照應,似無跡可循,詩的結尾多在感情高潮處戛然而止。
  
李白的五七言絕句,更多地代表了他的詩歌清新明麗的風格。如《早發白帝城》、《送孟浩然之廣陵》、《靜夜思》等,妙在“只眼前景、口頭語、而有弦外音、味外味,使人神遠。”(《說詩晬語》上)
  
李白詩歌的語言,有的清新如同口語,有的豪放,不拘聲律,近于散文,但都統一在“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的自然美之中。這和他自覺地追求自然美有關。他繼承陳子昂的文學主張,以恢復詩騷傳統為已任,曾說“梁陳以來,艷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復古道,非我而誰歟?”(孟棨《本事詩·高逸》)他崇尚“清真”,諷刺“雕蟲喪天真”的丑女效顰,邯鄲學步。他的詩歌語言的自然美又是他認真學習民歌明白通俗的特點的結果,明白如話,通俗生動。

代表作品 

《將進酒》《蜀道難》《夢游天姥吟留別》《靜夜思》《望廬山瀑布》《俠客行》《春思》《秋歌》等。 

詞賦

李白是否有詞的創作至今仍然未有一致的定論,但是今傳為李白詞的作品,若不論其真偽及是否可歸入詞體,約有20余首,如《菩薩蠻》《憶秦娥》等。

就其開創意義及藝術成就而言,“李白詞”在詞史上享有極為崇高的地位。這一地位猶如古代希臘神話在西方藝術中的地位,作為一種“不可企及”的規范,李白詞成為人們心目中永遠的偶像。李白在詞體文本模式的形成,詞的創作模式上均有重大貢獻。

實際上,從五代《花間集》以來,所有的唐宋詞選集、總集,在具體操作中,都不會忘記李白,至少也要在序跋題記中提上一句。其作為文學史上的第一位大詞人,雖然只有很少幾首著作權經常受到懷疑的詞作,但卻從來沒有人對他表示過任何的不滿或批評意見。如果評選天下第一詞人,李白無疑將以全票當選“詞王”。 

書法

《上陽臺帖》為李白書自詠四言行草詩,也是其唯一傳世的書法真跡。

紙本,縱28.5厘米,橫38.1厘米。草書5行,共25字。款署“太白”二字。引首清高宗弘歷楷書題“青蓮逸翰”四字,正文右上宋徽宗趙佶瘦金書題簽:“唐李太白上陽臺”七字。背有宋徽宗趙佶,元張晏、杜本、歐陽玄、王馀慶、危素、騶魯,清乾隆皇帝題跋和觀款。卷前后鈐有宋趙孟堅“子固”、“彜齋”、賈似道“秋壑圖書”,元“張晏私印”、“歐陽玄印”以及明項元汴,清梁清標、安岐、清內府,近代張伯駒等鑒藏印。

劍術

李白不僅文采斐然,其劍術亦是十分高明。他“十五好劍術”,“劍術自通達”。造詣非同一般。李白的詩,裴旻的劍術,張旭的草書合稱唐代三絕。雖然“三絕”中沒有李白的劍術,但其劍術之高卻僅位于裴旻之下,居唐朝第二。

據統計,《全唐詩》李白詩中“劍”字共出現了107次,除去作為地名的“劍閣”3次,“劍壁”1次,武器之“劍”猶有103次之多。屬于劍的“鋏”出現了1次、“吳鉤”1次、“吳鴻”1次、“湛盧”1次、“干將”1次、“莫邪”1次、“青萍”2次、“秋蓮”2次、“霜雪”2次、“匕首”3次、“龍泉”4次。總計,“劍”字共出現了118次(統計時把“吳鉤霜雪明”,“空余湛盧劍”,“劍花秋蓮光出匣”,“拙妻莫邪劍”,“吾家青萍劍”分別計做1次),分布在106首詩中,約占全詩總數的10%。 

道經

李白從少年時起,常去戴天山尋找道觀的道士談論道經。后來,他與一位號為東巖子的隱者隱居于岷山,潛心學習。他們在自己居住的山林里,飼養了許多奇禽異鳥,做了動物飼養員。這些美麗而馴良的鳥兒,由于飼養慣了,定時飛來求食,好像能聽懂人的語言似的,一聲呼喚,便從四處飛落階前,甚至可以在人的手里啄食谷粒,一點都不害怕。這件事被傳作奇聞,最后竟使綿州刺史親自到山中觀看鳥兒們的就食情況。這位刺史見他們能指揮鳥類的行動,認定他們有道術,便想推薦二人去參加道科的考試。可是,二人都婉言拒絕了。當時有名的縱橫家趙蕤也是李白的老師,此人于開元四年(716)就著成了《長短經》十卷。那時李白才十五歲。趙蕤這部博考六經異同、分析天下形勢、講求興亡治亂之道的縱橫家式的著作引起了李白極大的興趣。他以后一心要建功立業,喜談王霸之道,也正是受到這部書的影響。 

思想

盛唐國力強盛,士人多渴望建功立業。李白以不世之才自居,以“奮其智能,愿為輔弼,使寰區大定,海縣清一”的功業自許,一生矢志不渝地追求實現“談笑安黎元”、“終與安社稷”的理想。他以大鵬、天馬、雄劍自比:“大鵬一日同風起,扶搖直上九萬里。假令風歇時下來,猶能簸卻滄溟水。”(《上李邕》)。他希望能像姜尚輔佐明君,像諸葛亮興復漢室。《梁甫吟》、《讀諸葛武侯傳抒懷》、《永王東巡歌》、《行路難》(其二)都反映了他的這類思想。
  
他覺得憑借自己的才能,可以“出則以平交王侯,遁則以俯視巢許”(《送煙子元演隱仙城山序》),對于那些靠著門第蔭封而享高官厚祿的權豪勢要,他投以強烈的鄙視,表現出傲岸不屈的性格。他蔑視封建等級制度,不愿阿諛奉迎,也不屑于與俗沉浮。現實的黑暗使他理想幻滅,封建禮教等級制度的束縛使他窒息,他渴望個性的自由和解放,于是采取狂放不羈的生活態度來掙脫桎梏、爭取自由。其表現方式或縱酒狂歌,尋仙學道,然而,酒既無法銷愁,神仙更虛無飄渺,于是他“一生好入名山游”(《廬山謠》),把美好的大自然作為理想的寄托、自由的化身來歌頌。他筆下的峨嵋、華山、廬山、泰山、黃山等,巍峨雄奇,吐納風云,匯瀉川流;他筆下的奔騰黃河、滔滔長江,蕩滌萬物,席卷一切,表現了詩人桀傲不馴的性格和沖決羈絆的強烈愿望。

這是李白對社會的憤怒抗爭,是他叛逆精神的重要體現。他反對玄宗好大喜功,窮兵黷武,揭露將非其人,致使百姓士卒白白送死,由于玄宗的驕縱,宦官權勢炙手可熱……通過對政事綱的分析,并到幽燕的實地觀察,李白以詩人的敏感,洞幽燭微,在當時詩人中他和杜甫最早揭示禍亂將作。“安史之亂”爆發,他的愛國熱情因此升華,擺脫了用藏出處的矛盾。他的反抗性格和叛逆精神具有深刻的愛國內涵,并富于社會意義和時代特征。《古風》其三、十五、二十四、三十九等都對社會現實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有力的批判。

他既有清高傲岸的一面,又有世俗的一面,他的理想和自由,只能到山林、仙境、醉鄉中去尋求,所以在《將進酒》、《江上吟》、《襄陽歌》等詩中流露出人生如夢、及時行樂、逃避現實等思想,這在封建社會正直孤傲的文人中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人物評價

杜甫:“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寄李十二白二十韻》)

杜甫:“清新庾開府,俊逸鮑參軍”(《春日憶李白》)

辛棄疾:“當年宮殿賦昭陽,豈信人間過夜郎。明月入江依舊好,青山埋骨至今香。不尋飯顆山頭伴,卻趁汨羅江上狂。定要騎鯨歸汗漫,故來濯足戲滄浪。”(《憶李白》)

杜甫:“李白斗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 自稱臣是酒中仙。”(《飲中八仙歌》)

賀知章:“謫仙”(《本事詩》)。

魏顥:“白與古人爭長,三字九言,鬼出神入。” 許多文人都對李白有著很高的評價。

蘇軾:“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瑋絕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詩人盡廢。然魏、晉以來,高風絕塵亦少衰矣。”(《書黃子思詩集后》)

韓愈:“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調張籍》)

唐朝文宗御封李白的詩歌、裴旻的劍舞、張旭的草書為“三絕”。

白居易:“又詩之豪者,世稱李杜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

楊升庵:李太白為古今詩圣。(《周受庵詩選序》)

嚴羽:李、杜二公,正不當優劣。太白有一二妙處,子美不能道;子美有一二妙處,太白不能作。子美不能為太白之飄逸。太白不能為子美之沉郁。太白《夢游天姥吟》《遠別離》等,子美不能道。子美《北征》《兵車行》《垂老別》等,太白不能作。論詩以李、杜為準,挾天子以令諸侯也。少陵詩法如孫吳。太白詩法如李廣。(《滄浪詩話》)

王世貞:五七言絕句,李青蓮、王龍標最稱擅場,為有唐絕唱。少陵雖工力悉敵,風韻殊不逮也。(《藝苑卮言》)

傅若金:太白天才放逸,故其詩自為一體。子美學優才贍,故其詩兼備眾體,而植綱常系風化為多,三百篇以后之詩,子美其集大成也。(《清江集》)

高棅:太白天仙之詞,語多率然而成者,故樂府歌詞咸善。或謂其始以《蜀道難》一篇見賞于知音,為明主所愛重,此豈淺材者徼幸際其時而馳騁哉!不然也。白之所蘊,非止是。今觀其《遠別離》、《長相思》、《烏棲曲》、《鳴皋歌》、《梁園吟》、《天姥吟》、《廬山謠》等作,長篇短韻,驅駕氣勢,殆與南山秋氣并高可也。雖少陵猶有讓焉,余子瑣瑣矣。(《唐詩品匯》)

呂居仁:“唐自李、杜之出,昆耀一世,后之言詩者,皆莫能及。”(《江西宗派圖序》

余光中:“酒入豪腸,七分釀成了月光,余下的三分嘯成劍氣,繡口一吐就半個盛唐。” 

軼事典故

姓名由來

第一種說法:那是李白七歲時,父親要給兒子起個正式的名字。李白的父母親酷愛讀書,他們要培養兒子做個高雅脫俗的人。父親平時喜歡教孩子看書作詩,在醞釀起名之時,同母親商量好了,就在庭院散步時考考兒子作詩的能力。

父親看著春日院落中蔥翠樹木,似錦繁花,開口吟詩道:“春國送暖百花開,迎春綻金它先來。”母親接著道:“火燒葉林紅霞落”。李白知道父母吟了詩句的前三句,故意留下最后一句,希望自己接續下去。他走到正在盛開的李樹花前,稍稍想了一下說:“李花怒放一樹白”。

“白”——不正說出了李花的圣潔高雅嗎?父親靈機一動,決定把妙句的頭尾“李”“白”二字選作孩子的名字,便為七歲的兒子取名為“李白”。

第二種說法:李陽冰的《草堂集》序中說:“逃歸于蜀,復指李樹而生伯陽。驚姜之夕,長庚入夢。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范傳正的《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中寫道:“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李)枝以復姓,先夫人夢長庚而告祥,名之與字,咸取所象”。

從以上文獻中我們不難看出,李白的姓名是其父回到蜀中給自己恢復了李姓后,為后來出世的李白取的名字,李母夢到太白金星后于是有了身孕,在陣痛難忍中生出李白,李白的名字就是根據這一夢境得來的。

唐朝長安元年,李白出生于武則天執政后期的公元701年。李白少年時代的學習內容很廣泛,除儒家經典、古代文史名著外,還瀏覽諸子百家之書。他很早就相信喜歡道教,喜歡隱居山林,求仙學道;同時又有建功立業的政治抱負。一方面要做超脫塵俗的隱士神仙,一方面要做君主的輔弼大臣,這就形成了出世與入世的矛盾。但積極入世、關心國家,是其一生思想的主流,也是構成他作品進步內容的思想基礎。李白青少年時期在蜀地所寫詩歌,留存很少,但像《訪戴天山道士不遇》《峨眉山月歌》等篇,已顯示出突出的才華。

李白擱筆

在黃鶴樓公園東邊,有一亭名為“擱筆亭”,亭名取自“崔顥題詩李白擱筆”的一段佳話。唐代詩人崔顥登上黃鶴樓賞景寫下了一首千古流傳的名作:“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余黃鶴樓。黃鶴一去不復返,白云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芳草萋萋鸚鵡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

后來李白也登上黃鶴樓,放眼楚天,胸襟開闊,詩興大發,正要提筆寫詩時,卻見崔顥的詩,自愧不如只好說:“一拳捶碎黃鶴樓, 一腳踢翻鸚鵡洲。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顥題詩在上頭。”便擱筆不寫了。有個少年丁十八譏笑李白:“黃鶴樓依然無恙,你是捶不碎了的。”李白又作詩辯解:“我確實捶碎了,只因黃鶴仙人上天哭訴玉帝,才又重修黃鶴樓,讓黃鶴仙人重歸樓上。”

實際上,李白熱愛黃鶴樓,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他高亢激昂,連呼“一忝青云客,三登黃鶴樓”。山川人文,相互倚重,崔顥題詩,李白擱筆,從此黃鶴樓之名更加顯赫。后來,李白也仿照《黃鶴樓》寫下《登金陵鳳凰臺》:“鳳凰臺上鳳凰游,鳳去臺空江自流。吳宮花草埋幽徑,晉代衣冠成古丘。三山半落青天外,一水中分白鷺洲。總為浮云能蔽日,長安不見使人愁。”

詩友摯情

重訪江東

李白離開東魯,便從任城乘船,沿運河到了揚州。由于急著去會稽會見元丹丘,也就沒有多滯留。到了會稽,李白首先去憑吊過世的賀知章。不久,孔巢父也到了會稽,于是李白和元丹丘、孔巢父暢游禹穴、蘭亭等歷史遺跡,泛舟鏡湖,往來剡溪等處,當然也少不了在繁華都市會稽流連忘返。在金陵,李白遇見了崔成甫。兩人都是政治上的失意者,情懷更加相投。每次游玩時,都盡情暢游,不計早晚。他們泛舟秦淮河,通宵達旦地唱歌,引得兩岸人家不勝驚異,拍手為他們助興。兩人由于性格相投、遭遇相似,所以比之一般朋友更為默契,友情更深厚,因而李白把崔成甫的詩系在衣服上,每當想念,便吟誦一番。 

汪倫之情

唐天寶年間,汪倫聽說大詩人李白旅居南陵叔父李冰陽家,便寫信邀請李白到家中做客。信上說:“先生好游乎?此處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飲乎?此處有萬家酒店。”李白素好飲酒,又聞有如此美景,欣然應邀而至,卻未見信中所言盛景。汪倫盛情款待,搬出用桃花潭水釀成的美酒與李白同飲,并笑著告訴李白:“桃花者,十里外潭水名也,并無十里桃花。萬家者,開酒店的主人姓萬,并非有萬家酒店。”李白聽后大笑不止,并不以為被愚弄,反而被汪倫的盛情所感動,適逢春風桃李花開日,群山無處不飛紅,加之潭水深碧,清澈晶瑩,翠巒倒映,汪倫留李白連住數日,每日以美酒相待,別時送名馬八匹、官錦十端。李白在東園古渡乘舟欲往萬村,登旱路去廬山,汪倫在古岸閣上設宴為李白餞行,并拍手踏腳,歌唱民間的《踏歌》相送。李白深深感激汪倫的盛意,作《贈汪倫》詩一首: 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

為白寫序

李陽冰曾與偉大的浪漫詩人李白有過一段不平常的交往。唐肅宗時李白曾投身于永王李璘幕府帳下,因李璘丹陽起兵叛亂兵敗,李白受到牽連,被治罪流放。后雖被大赦,但居無定所,窮困潦倒,流浪到當涂,李陽冰時任當涂縣令,仰慕李白的文才和人品,得知李白遭遇后,毅然把李白在當涂安置下來,生活上給予多方照顧。 李白死于當涂,終前,把一生詩作托付給李陽冰。李陽冰不負重托,便用精美的書法把書稿重新抄錄編成《草堂集》20卷,還為詩集寫了一篇序言。流傳于世。李白的詩作所以能廣為流傳,除詩本身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藝術性外,李陽冰編輯整理之功也是功不可沒。 

生死考證

關于李白的出生地,唐人所撰李白身世資料,最可信者,除魏顥、李陽冰分別為李白編集所寫的序文外,再就是劉全白、范傳正于李白身后為他寫的碣記和碑序。“白本家隴西,乃放形,因家于綿。身既生蜀,則江山英秀。”(魏顥《李翰林集序》);“神龍之始逃歸于蜀,復指李樹而生伯陽;驚姜之夕長庚入夢,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李陽冰《草堂集序》);“君名白,廣漢人。”(劉全白《唐故翰林李君碣記》);“神龍之初,潛還廣漢。...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復姓,先祖母夢長庚而告祥。”(范傳正《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并序》)。魏稱綿,李稱蜀,劉、范稱廣漢。實則地點相同而有詳略之別,魏、李、范三人均指明李白生于蜀中,為蜀中綿州(漢稱廣漢)人。20世紀70年代,郭沫若提出“碎葉”說。20世紀90年代以后,隨著李白研究的深入,學術界普遍采納李白生于綿州昌隆縣青蓮鄉(今四川省江油市青蓮鎮)的說法。

安史之亂發生的第三年(756年),他參加了永王李璘的幕府。永王與肅宗爭奪帝位的斗爭兵敗之后,李白受牽連,流放夜郎(今貴州境內),途中遇赦寫下《早發白帝城》。晚年投奔族叔當涂縣令李陽冰,不久即病逝,也有說是:“醉致疾亡”,就是喝酒引發疾病而死(見皮日休《李翰林詩》)。也有說是單純的喝酒猝死(見《舊唐書》)。也有說是醉酒入江中捉月溺死,這種說法古已有之且廣為流傳。

身世之謎

關于詩仙李白的家世和身世,唐代當時就諱莫如深,特別是對其祖父、曾祖父,史料無一記載。李白自己很少談及家世,偶有所及,也往往只提遠祖,諱言近親,閃爍其辭,故布疑陣。盡管如此,還是有人從歷史的塵幕中看出了蛛絲馬跡。最早提到此事的是唐梓州刺史于邵,他最早在李白故里立碑紀念,明末曹學全《蜀中名勝記》載有碑文內容:“白本宗室子,其先避地客蜀,居蜀之彰明,太白生焉”。接著提到此事的乃宋人杜田。

延至當代,才有《中國青年報》1985年7月28日所載兼葭《李白身世之謎》,轉述臺灣學者羅香林認為:李白乃李建成之后。韓維祿1988年撰文《李白“五世為庶”當為李建成玄孫解》論證李白乃唐宗室,李建成玄孫。持同樣觀點的徐本立1990年發表《李白為李淵五世孫考》亦認為李白應為涼武昭王十二世孫、太祖李虎七世孫、高祖李淵五世孫、太子建成玄孫。而朱秋德的《論李白的宗室情結及對其人生諸要素的影響》(《絲路學刊》1997年第4期),更對李白的身世及人生諸要素作出一番綜合考察和評價,以期接近歷史本來面目。

李白的研究者們主要引據的是李陽冰《草堂集序》和范傳正《唐左拾遺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并序》。李陽冰《草堂集序》作于李白同時,其中的身世內容當出自李白口授,范傳正作《序》時有李白孫女陪范主持其祖父遷墓之事。

朱秋德在他的文章中說:“李白作為淪落民間的宗室之子的人生悲劇是命定的,是誰也無法解救的。祖先的血脈周流其身使他渴望有所作為,但祖先蒙受的罪孽又使他不敢有所作為;建功立業而又害怕暴露身世使他的精神和行為在廟堂之高和江湖之遠間首鼠兩端。他的一生就是在這種矛盾中,在祖先留下的物質財富和精神枷鎖中度過的。他是戴著鐐銬跳舞的人,而這鐐銬世人看不見,只有他自己知道。” 

祖籍迷霧

雖然90年代以后大多數學者認同李白出生地在四川江油,但是關于李白確切的出生地還是存在爭議,大致學者們認為主要有三個地方:分別是四川綿陽江油、隴西成紀、吉爾吉斯斯坦碎葉城。

四川綿陽江油

2009年8月21日,江油市委宣傳部致函中央電視臺、湖北省安陸市委宣傳部,認為江油才是李白的故里,安陸涉嫌“侵權”。

2009年8月24日,安陸市政府發專函給江油,希望兩地能“共享李白”。

2009年8月28日,江油市文化旅游局向安陸市政府發去律師函,希望對方在10日內,立即停播或刪除含有“李白故里”字樣的宣傳廣告片,并保留用法律手段進一步追索的權利,最后勝訴。

隴西成紀

李白祖籍早于古書有記載《草堂集序》云:“……公又疾亟,草稿萬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余為序……李白,字太白。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暠九世孫。蟬聯圭組,世為顯著;中葉非罪,謫居條支,易姓與名。然自窮蟬至舜,五世為庶,累世不大曜,亦可嘆焉。神龍之始,逃歸于蜀,復指李樹而生伯陽。”李陽冰《序》說:“李白,字太白,隴西成紀人,涼武昭王暠九世孫。”魏顥(唐前進士,曾親訪李白,二人“相見泯合”)《李翰林集序》說:“白本隴西,乃放形,因家于綿。”范傳正《墓碑說》:“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隴西成紀人。絕嗣之家,難求譜牒。”《新唐》說:“李白,字太白,興圣皇帝九世孫。其先,隋末因為犯罪遷徙至西域,神龍初返還,客居隴西。”《碑序》云:“公名白,字太白,其先隴西成紀人。絕嗣之家,難求譜牒。公子孫女搜于箱篋之中,得公之亡子伯禽手疏數十行,紙壞字缺,不能詳備,約而計之:涼武昭王九世孫也。隋末多難,一房被竄于碎葉,流離散落,隱易姓名。故國朝以來,漏于屬籍。神龍初潛還廣漢,因僑為郡人。父客,以逋其邑,遂以客為名,高臥云林,不求仕祿。公之生也,先府君指天枝以復姓。”

2010年3月,甘肅籍學者雷達寫了一篇《李白“故里”在甘肅秦安》的文章,隨即當地組織了網友簽名等活動,頗為熱鬧。

吉爾吉斯斯坦

根據郭沫若等學者德爾考究,還有一種說法就是李白生可能生于碎葉城,也就是現在的吉爾吉斯斯坦。五歲那年,他隨家人遷到四川省江油縣定居。李白《與韓荊州書》:“我本是隴西平民,流落至楚漢之地”,自言祖籍隴西成紀人(今甘肅省天水市秦安縣)。

2009年10月29日,吉爾吉斯斯坦駐中國大使館商務參贊朱薩耶夫·古邦訪問安陸,稱李白故里在吉爾吉斯斯坦的托克馬克市,希望托克馬克與安陸兩個城市能夠以李白為紐帶,共同擔負起弘揚李白文化的責任,并進一步拓展經濟 、貿易等方面的合作。

事實上,早在2008年10月,吉爾吉斯斯坦文化信息部部長拉耶夫就對中國媒體表示,中國唐朝最偉大的詩人李白的出生地碎葉城,就是吉爾吉斯斯坦境內的托克馬克市,他們正與中方協商要為李白塑造一個紀念雕像,推動兩國李白文化的經濟合作。朱薩耶夫·古邦造訪安陸,更是表明吉方已經認識到李白故里所蘊含的經濟價值,力圖分上一杯羹。隨后,兩地草簽了一系列文化和經濟的合作意向。

親屬成員

關系 姓名人物簡介
父親 李客

李白之父名叫李客,為任城尉

配偶許氏結發妻子,唐高宗時宰相許圉師孫女,與李白生一子一女
劉氏同居,后分手
東魯某氏同居,李頗黎的生母
宗氏第二任妻子,唐高宗時宰相宗楚客孫女
  
子女李伯禽長子,小名“明月奴”,許氏所生。有一子二女。
李平陽長女,許氏所生,出嫁后死。
李頗黎次子,李白在東魯時和一女子所生,不知所蹤。

史籍記載

《新唐書·列傳一百二七·文藝中·李白傳》
 《舊唐書·列傳第一百四十·文苑下·李白傳》
 《唐才子傳·李白》
 《草堂集序》李陽冰
 《翰林學士李公新墓碑》范傳正
 《李翰林集序》魏顥
 《唐故翰林學士李君墓碣記》劉全白

后世紀念

墓地

李白墓位于安徽省當涂縣太白鎮青山西麓的太白行政村谷家自然村西,位置東經118。30‘52”,北緯31。29’35.4”,墓葬海拔12.8米。墓葬附近地貌為江南丘陵,東高西低,東面為當涂縣海拔372米的第二高峰青山主峰,李白墓處于青山西麓隴地上,坐北朝南。2006年05月25日,李白墓作為唐代古墓葬,被國務院批準列入第六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

念館

江油市李白紀念館是為了紀念唐代偉大詩人李白而修建的名人博物館,位于江油市區風景秀麗的昌明河畔,占地四萬余平方米。籌備于1962年,1982年正式開館。館內收藏有歷代李白詩集版本、歷代名家書畫精品等文物資料4000余件,其中鄧小平、江澤民、胡耀邦、宋慶齡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手跡以及仇英、祝枝山、張大千、傅抱石、潘天壽等名家巨擘的作品皆堪稱國之瑰寶。2009年被中宣部命名為“全國愛國主義教育示范基地”。5·12”特大地震重建后的李白紀念館在保留了園林式唐代建筑風貌基礎上,還擴大了陳列體量。重建后的李白紀念館較之過去,建筑布局更加合理,功能更加完善。主要由紀念展示區、文物保護陳列區、李白文化研究交流區、李白文化普及區和旅游咨詢服務區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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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

生平經歷

家世背景

公元712年(壬子年)杜甫降生于河南鞏縣(今河南鞏義市)南瑤灣村。 杜甫出身于京兆杜氏,乃北方的大士族。其遠祖為漢武帝有名的酷吏杜周,祖父杜審言。 杜甫曾祖父杜依藝由湖北襄陽赴任鞏縣縣令,舉家遷入鞏縣。自杜審言至其父杜閑,再到杜甫,杜氏在鞏縣已是四代八十五年。 杜甫與唐代另一大詩人即“小李杜”的杜牧同為晉代大學者、名將杜預之后。不過兩支派甚遠,杜甫出自杜預次子杜耽,而杜牧出自杜預少子杜尹。杜甫青少年時因家庭環境優越,因此過著較為安定富足的生活。他自小好學,七歲能作詩,“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 ,有志于“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 。他少年時也很頑皮,“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回”。

年少優游

開元十九年十九歲時,杜甫出游郇瑕(今山東臨沂)。二十歲時,漫游吳越,歷時數年。開元二十三年(735),回故鄉參加“鄉貢”。二十四年在洛陽參加進士考試,結果落第。杜甫的父親時任兗州司馬一職,杜甫于是赴兗州省親,開始齊趙之游。 

天寶三載(744)四月,杜甫在洛陽與被唐玄宗賜金放還的李白相遇,兩人相約同游梁、宋(今河南開封、商丘一帶)。之后,杜甫又到齊州(今山東濟南)。過了4年,秋天轉赴兗州與李白相會,二人一同尋仙訪道,談詩論文,結下了“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的友誼。秋末,二人握手相別,杜甫結束了“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的漫游生活,回到長安。 

仕途不順

杜甫生活于唐朝由盛轉衰的歷史時期,杜甫出身在一個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家學淵博。早期作品主要表現理想抱負和所期望的人生道路。另一方面則表現他“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理想,期間許多作品 反映當時的民生疾苦和政治動亂、揭露統治者的丑惡行徑,從此踏上了憂國憂民的生活和創作道路。隨著唐玄宗后期政治越來越腐敗,他的生活也一天天地陷入貧困失望的境地。在顛沛流離的生活中。

天寶六載,玄宗詔天下“通一藝者”到長安應試,杜甫也參加了考試。由于權相李林甫編導了一場“野無遺賢”的鬧劇,參加考試的士子全部落選。科舉之路既然行不通,杜甫為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得不轉走權貴之門,投贈干謁等,但都無結果。他客居長安十年,奔走獻賦,郁郁不得志,仕途失意,過著貧困的生活,“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 。

天寶十年正月,玄宗將舉行祭祀太清宮、太廟和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于是在天寶九載冬天預獻三《大禮賦》,得到玄宗的賞識,命待制在集賢院,然而僅得“參列選序”資格,等候分配,因主試者仍為李林甫所以沒有得到官職。

天寶十四年,杜甫被授予一個河西尉這種小官,但杜甫不愿意任此“不作河西尉,凄涼為折腰”的官職,朝廷就將之改任右衛率府兵曹參軍(低階官職,負責看守兵甲器杖,管理門禁鎖鑰)。杜甫因已年四十四,至長安也十年有余,為生計而接受了這所學無用之職。十一月,杜甫往奉先省家,杜甫剛剛進到家門就聽到哭泣聲,原來小兒子餓死了。就長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見聞,寫成著名的《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戰亂流離

天寶十四年十一月,安史之亂爆發,第二年六月,潼關失守,玄宗倉惶西逃。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靈武,是為肅宗。這時的杜甫已將家搬到鄜州(今陜西富縣)羌村避難,他聽說了肅宗即位,就在八月只身北上,投奔靈武,途中不幸為叛軍俘虜,押至長安。同被俘的王維被嚴加看管,杜甫因為官小,沒有被囚禁。盡管個人遭遇了不幸,但杜甫無時無刻不憂國憂民。時值安史之亂,他時刻注視著時局的發展,在此期間寫了兩篇文章:《為華州郭使君進滅殘冠形勢圖狀》和《乾元元年華州試進士策問五首》,為剿滅安史叛軍獻策,考慮如何減輕人民的負擔。當討伐叛軍的勁旅——鎮西北庭節度使李嗣業的兵馬路過華州時,他寫了《觀安西兵過赴關中待命二首》的詩,表達了愛國的熱情。 

為官時期

至德二年(757)四月,郭子儀大軍來到長安北方,杜甫冒險從成西金光門逃出長安穿過對峙的兩軍到鳳翔(今陜西寶雞)投奔肅宗,五月十六日,被肅宗授為左拾遺,故世稱“杜拾遺”。不料杜甫很快因營救房琯,觸怒肅宗,被貶到華州(今華縣),負責祭祀、禮樂、學校、選舉、醫筮、考課等事。到華州后,杜甫心情十分苦悶和煩惱。他常游西溪畔的鄭縣亭子(在今杏林鎮老官臺附近),以排憂遣悶。他在《題鄭縣亭子》、《早秋苦熱堆案相仍》、《獨立》和《瘦馬行》等詩中,抒發了對仕途失意、世態炎涼、奸佞進讒的感嘆和憤懣。疏救房琯這件事,杜甫經宰相張鎬力救而得釋放。但“帝自是不甚省錄”,從此之后,肅宗對杜甫不再重用。這一年九月,長安收復。十一月杜甫回到長安,仍任左拾遺,雖忠于職守,但終因受房琯案牽連,于乾元元年(758)六月被貶為華州司功參軍。

乾元元年(758)年底,杜甫暫離華州,到洛陽、偃師(均在今河南省)探親。第二年三月,唐軍與安史叛軍的鄴城(今河南安陽)之戰爆發,唐軍大敗。杜甫從洛陽返回華州的途中,見到戰亂給百姓帶來的無窮災難和人民忍辱負重參軍參戰的愛國行為,感慨萬千,便奮筆創作了不朽的史詩——“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關吏》)和“三別”(《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并在回華州后,將其修訂脫稿。“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游。” 

西南漂泊

乾元二年(759)夏天,華州及關中大旱,杜甫寫下《夏日嘆》和《夏夜嘆》,憂時傷亂,詠嘆國難民苦。這年立秋后,杜甫因對污濁的時政痛心疾首,而放棄了華州司功參軍的職務,西去秦州(今甘肅省天水一帶)。杜甫在華州司功任內,共作詩30多首。杜甫幾經輾轉,最后到了成都,在嚴武等人的幫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畔,建成了一座草堂,世稱“杜甫草堂”, 也稱“浣花草堂”。后被嚴武薦為節都,全家寄居在四川奉節縣。 

廣德二年(760)春,嚴武再鎮蜀,杜甫才又回到草堂,此前漂泊在外將近兩年。嚴武表薦杜甫為檢校工部員外郎,做了嚴武的參謀,后人又稱杜甫為杜工部。不久杜甫又辭了職。這五、六年間,杜甫寄人籬下,生活依然很苦,他說:“厚祿故人書斷絕,恒饑稚子色凄涼”(《狂夫》)“癡兒不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東門。”他用一些生活細節來表現自己生活的困苦,他說他的孩子那種還沒有懂事的孩子不知道對父親很尊重,不知夫子禮,餓了的時候不管是不是爸爸,是不是要遵循父子之禮,餓了就吵著要飯吃,在東門外號哭,到了秋風暴雨之中,杜甫的茅屋破敗,饑兒老妻,徹夜難眠,他寫了《茅屋為秋風所破歌》。

廣德年四月嚴武去世,杜甫離開了成都。經嘉州、戎州(宜賓)、渝州(重慶)、忠州(忠縣)、云安(云陽),于大歷元年到達夔州(奉節)。由于夔州都督柏茂林的照顧,杜甫得以在此暫住,為公家代管東屯公田一百頃,自己也租了一些公田,買了四十畝果園,雇了幾個雇工,自己和家人也參加了一些勞動。這一時期,詩人創作達到了高潮,不到兩年,作詩四百三十多首,占現存作品的百分之三十。這時期,其作品有《春夜喜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蜀相》、《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登高》、《登岳陽樓》等大量名作。其中最為著名的詩句為:“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 而《登高》中的:“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更是千古絕唱。  

江舟長逝

大歷三年,杜甫思鄉心切,乘舟出峽,先到江陵,又轉公安,年底又漂泊到湖南岳陽,這一段時間杜甫一直住在船上。由于生活困難,不但不能北歸,還被迫更往南行。大歷四年正月,由岳陽到潭州(長沙),又由潭州到衡州(衡陽),復折回潭州。唐代宗大歷五年(770),臧玠在潭州作亂,杜甫又逃往衡州,原打算再往郴州投靠舅父崔湋,但行到耒陽,遇江水暴漲,只得停泊方田驛,五天沒吃到東西,幸虧縣令聶某派人送來酒肉而得救。后來杜甫由耒陽到郴州,需逆流而上二百多里,這時洪水又未退,杜甫原一心要北歸,這時便改變計劃,順流而下,折回潭州。大歷五年冬,杜甫在由潭州往岳陽的一條小船上去世。 時年五十九歲。 

個人成就

詩歌

杜甫詩“有集六十卷” ,早佚。北宋寶元二年(1039)王洙輯有1405篇,編為18卷,題為《杜工部集》。錢謙益編有《箋注杜工部集》。楊倫說:“自六朝以來,樂府題率多模擬剽竊,陳陳相因,最為可厭。子美出而獨就當時所感觸,上憫國難,下痛民窮,隨意立題,盡脫去前人窠臼” 。

在杜甫中年因其詩風沉郁頓挫,憂國憂民,杜甫的詩被稱為“詩史”。他的詩詞以古體、律詩見長,風格多樣,以“沉郁頓挫”四字準確概括出他自己的作品風格,而以沉郁為主。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轉衰的歷史時期,其詩多涉筆社會動蕩、政治黑暗、人民疾苦,他的詩反映當時社會矛盾和人民疾苦,他的詩記錄了唐代由盛轉衰的歷史巨變,表達了崇高的儒家仁愛精神和強烈的憂患意識,因而被譽為“詩史”。杜甫憂國憂民,人格高尚,詩藝精湛。杜甫一生寫詩一千五百多首,其中很多是傳頌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和“三別”;其中“三吏”為《石壕吏》、《新安吏》和《潼關吏》,“三別”為《新婚別》、《無家別》和《垂老別》。杜甫流傳下來的詩篇是唐詩里最多最廣泛的,是唐代最杰出的詩人之一,對后世影響深遠。杜甫作品被稱為世上瘡痍,詩中圣哲;民間疾苦,筆底波瀾。是現實主義詩歌的代表作。

律詩在杜詩中占有極重要的地位。杜甫律詩的成就,首先在于擴大了律詩的表現范圍。他不僅以律詩寫應酬、詠懷、羈旅、宴游,以及山水,而且用律詩寫時事。用律詩寫時事,字數和格律都受限制,難度更大,而杜甫卻能運用自如。 杜甫把律詩寫得縱橫恣肆,極盡變化之能事,合律而又看不出聲律的束縛,對仗工整而又看不出對仗的痕跡。如被楊倫稱為“杜集七言律第一”的《登高》,就是這樣一首詩:“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 全詩在聲律句式上,又極精密、考究。八句皆對,首聯句中也對。嚴整的對仗被形象的流動感掩蓋起來了,嚴密變得疏暢。
  
杜甫律詩的最高成就,可以說就是在把這種體式寫得渾融流轉,無跡可尋,寫來若不經意,使人忘其為律詩。如《春夜喜雨》:“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野徑云俱黑,江船火獨明,曉看紅濕處,花重錦官城。”上四句用流水對,把春雨神韻一氣寫下,無聲無息不期然而來,末聯寫一種驟然回首的驚喜,格律嚴謹而渾然一氣。

杜甫善于運用古典詩歌的許多體制,并加以創造性地發展。杜甫關心民生疾苦的思想和他在律詩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直接影響了中唐時期元稹、白居易等人的新樂府創作。他是新樂府詩體的開路人。他的樂府詩,促成了中唐時期新樂府運動的發展。他的五七古長篇,亦詩亦史,展開鋪敘,而又著力于全篇的回旋往復,標志著中國詩歌藝術的高度成就。社會矛盾重重的宋代更是學習杜甫最興盛的時代,出現了以杜甫為宗的江西詩派。明末清初的顧炎武等人也有明顯的學杜傾向,也像杜甫一樣用律詩反映當時的抗清斗爭,慷慨激昂。

杜詩受到廣泛重視,是在宋朝以后。王禹、王安石、 蘇軾、黃庭堅、陸游等人對杜甫推崇倍至。研究資料近千年來,治杜之風不絕。宋代有許多杜詩的編年、分類、集注等專書,如王洙 《杜工部集》、郭知達《九家集注杜詩》、魯編次、蔡夢弼會箋的《杜工部草堂詩箋》、徐居仁編輯的《分門集注杜工部詩》,其

中著作有《聞官軍收河南河北》、《春望》、《絕句》、《望岳》等等。后世注釋杜集的亦在百種以上, 較流行的有錢謙益《箋注杜工部集》、仇兆鰲《杜詩詳注》、楊倫《杜詩鏡銓》、浦起龍《讀杜心解》。新、舊《唐書》都有杜甫本傳。兩宋以后,詩話筆記中評 點、解釋杜詩的文字非常豐富。中華書局1964年編有《古典文學研究資料 匯編·杜甫卷》上編《唐宋之部》。明末王嗣有《杜臆》、清施鴻保有《讀杜詩說》。 另外,中華書局還將五四運動以來較重要的論文匯編成《杜甫研究論文集》。 傳記和新的研究專著有馮至《杜甫傳》、蕭滌非《杜甫研究》、傅庚生《杜甫詩論》、朱東潤《杜甫敘論》。較詳實的年譜有聞一多《少陵先生年譜會箋》和四川文史研究館的《杜甫年譜》。  

書法

杜甫在書法的創作觀上是非常成熟而有深度的。從記載來看,他的書體以楷隸行草兼工,整體以意行之,贊賞古而雄壯,注意書寫中的速度、節奏、筆勢、墨法等等內容,在唐代也是很有深度的書家了。同時,他對于唐代隸書家的贊揚、對于曹霸、張旭的評價都足以使他在書法史上留下聲名,而他的“書貴瘦硬”說更是奠定了杜甫在書法理論史上的重要地位。 

文學特點

詩文表述

語言

杜甫的詩歌在語言上,普遍認為具有“沉郁”的特點,語言和篇章結構又富于變化,講求煉字煉句。“沉郁”一詞最早見于南朝,“體沉郁之幽思,文麗日月” ,后來杜甫寫更以“沉郁頓挫”四字準確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語言,“至于沉郁頓挫,隨時敏捷,而揚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 。對杜詩進一步的研究發現,其詩歌風格的形成,與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著密切關系。同時,杜甫處于盛世末期,少時有雄心壯志,“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 ,后來安史之亂爆發,國運衰微,加之仕途不濟命途多舛,理想與現實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詩詩風大有轉變,趨近現實主義。 

意象

杜詩對意象選擇的個性化,是杜詩語言的基礎。常在杜詩中出現的意象,例如古塞、秋云、猿嘯、殘炬、急峽、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觀,以及織女、老婦、老農、嫠婦等普通百姓,還有官吏、將軍、惡少等權貴勢力,都表現了杜甫對“中興濟世的熱切,對淆亂乾坤的指斥,對橫行霸道的憤慨,對漂泊流離的悲傷,對生靈涂炭的悲憫,對物力衰竭的惋惜,對博施濟眾的贊美” ,而正是這些沉重情感的表達,使得杜詩的語言趨于“沉郁頓挫”。吳沆《環溪詩話》評杜甫晚期詩句“恣肆變化、陽開陰合”又云:“惟其意遠,舉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吳沆又說:“凡人作詩,一句只說得一件事物,多說得兩件。杜詩一句能說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詩,但說得眼前,遠不過數十里內,杜詩一句能說數百里,能說兩軍州,能說滿天下,此其所為妙” 。

風格

杜甫的詩歌在風格上,是兼備多種風格的,元稹這樣評價杜甫:“至于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 秦觀也有類似的看法:“于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淡之趣,兼俊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眾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于斯也。” 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羈的一面,從其名作《飲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氣。主流觀點認為,杜甫詩歌的風格沉郁頓挫,語言精煉,格律嚴謹,窮絕工巧,感情真摯,平實雅談,描寫深刻,細膩感人,形象鮮明。“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 是他的創作風格。就杜詩特有的敘事風格和議論風格而言,有學者認為是受到《詩經·小雅》的影響,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調,又與《離騷》相近。也有學者認為,杜詩具有仁政思想的傳統精神,司馬遷的實錄精神。還有觀點認為杜甫詩作具有“人道主義精神”。唐代的大文學家韓愈曾把杜甫與李白并論說:“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 。王安石表彰杜詩“丑妍巨細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鎪”的成就 。陳善《捫虱新語》卷七:“老杜詩當是詩中《六經》,他人詩乃諸子之流也”。蔣士銓《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詩詳注集成序》亦稱“杜詩者,詩中之《四子書》也。”

格律

杜甫的詩歌在格律上,具有煉字精到,對仗工整的特點,符合中國詩歌的“建筑美”。另外,在體裁上杜甫有許多創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創造性也是他文學創作的獨到之處。 

內容

杜甫的詩歌的內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當時的社會面貌,題材廣泛,寄意深遠,尤其描述民間疾苦,多抒發他悲天憫人的仁民愛物、憂國憂民情懷,杜詩有詩史之稱,這種說法最早見于晚唐,“杜逢祿山之難,流雍隴蜀,畢陳于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號為詩史” 。到宋時成定論,但詩史之義各有各說。人有以史事注杜詩,認為杜詩為紀實的詩,可以補史證史,所以稱為詩史。這種說法只重史事之虛實真假,而輕視詩的情感特性。有人認為杜甫具史識史見,其筆法之森嚴,可媲美漢朝歷史學家司馬遷。而詩有評人評事者,皆可“不虛美,不隱惡” ,故號詩史。此說可取。另一說是,杜甫之詩之所以號詩史,因其悲天憫人,感時傷事,這種說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取的。 但也有不喜歡杜甫詩者,楊億就不喜歡杜甫,劉放《中山詩話》云:“楊大年不喜杜工部詩,謂為村夫子。”

主要思想

用杜甫自己的話來說,“窮年憂黎元”,是他的中心思想,“濟時肯殺身”,是他的一貫精神。他拿這些來要求自己,也用以勉勵朋友。他表彰元結說,“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他對嚴武說,“公若登臺輔,臨危莫愛身。”他對裴虬也說,“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正是這些進步思想,形成了杜甫那種永不衰退的政治熱情、堅忍不拔的頑強性格,和胸懷開闊的樂觀精神,使他成為我國歷史上政治性最強的偉大詩人。當然,這和他的接近人民的生活實踐也是分不開的。

杜甫出生在一個世代“奉儒守官”的具有悠久傳統的官僚世家,家庭給予杜甫正統的儒家文化教養和務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為的雄心。所以杜甫稱做官是他們家族的“素業”——世代相襲的職業,他的各種文化教養以及以后的種種行為都是在為追求仕途事業和為官行道相聯系。如他在《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中寫道“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治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這就是一種企望入仕,在仕途大業中實現自己“治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理想抱負,即渴望在社會實際工作中建功立業,兼濟蒼生。三十五歲以前,是杜甫的讀書和壯游時期。正當開元盛世,杜甫的經濟狀況也較好,這是他一生中最快意的時期。從二十歲起,他結束了書齋生活,開始了為時十年以上的“壯游”。在這長期的壯游中,杜甫接觸到我們祖國無比豐富的文化遺產和壯麗河山,不僅充實了他的生活,也擴大了他的視野和心胸,為他早期詩歌帶來相當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望岳》詩可為代表。“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正流露了詩人對一切事業(包括創作在內)的雄心壯志。但由于這種生活方式,不可能接近人民,深入現實,因此,作為一個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這只是他的創作的一個準備時期。

杜甫走向現實主義,是從第二期(三十五到四十四歲)十載長安的困守開始的。這是安史之亂的醞釀時期,當權的是奸相李林甫和楊國忠,杜甫不僅不能實現他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抱負,而且開始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的屈辱生活,以至經常挨餓受凍:“饑餓動即向一旬,敝衣何啻懸百結。”在饑寒的煎熬下,杜甫也曾經想到退隱,作一個“瀟灑送日月”的巢父、許由,杜甫沒有回避艱苦,還是堅決走上積極入世的道路。生活折磨了杜甫,也成全了杜甫,使他逐漸深入人民生活,看到人民的痛苦,也看到統治階級的罪惡,從而寫出了《兵車行》、《麗人行》、《赴奉先詠懷》等現實主義杰作。杜甫也曾有這樣的詩句“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功名圖麒麟,戰骨當速朽。”又如“丈夫四方志,安可辭固窮”等,這些詩句無一不反映出杜甫身上那種渴望濟世揚名,渴望建功立業的雄懷大志,但是杜甫的這種理想和抱負建立在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以及憂患意識之上的。十年困守的結果,使杜甫變成了一個憂國憂民的詩人。這才確定了杜甫此后生活道路和創作道路的方向。

從四十五歲到四十八歲,是杜甫生活的第三期,陷賊與為官時期。這是安史之亂最劇烈的時期,國家岌岌可危,人民災難慘重,詩人也歷盡艱險。安史之亂是帶有民族矛盾性質的,當時進行的戰爭乃是有關國家存亡的自衛戰爭。因此杜甫對待戰爭的態度也就和以前不同,不是反對,而是積極號召。他哀悼那為國犧牲的“四萬義軍”,他告誡文武官吏要“戮力掃攙槍”,他一方面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同情人民;一方面還是勉勵人民參戰。由于深入人民生活,并投入實際斗爭,這就使他寫出了《悲陳陶》、《哀江頭》、《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馬》和“三吏”、“三別”等一系列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愛國精神的詩篇,并達到了現實主義的高峰。如他的詩歌《登岳陽樓》:“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在這首詩歌當中,詩人站在岳陽樓上,通過遠眺,想到了兵荒馬亂、戰火紛飛的社會狀況,從而憑依窗軒,胸懷家園,不禁涕淚交流。又如:《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而在這首詩中,由于聽到朝廷收復失地的消息而驚喜若狂。這兩首詩都是杜甫流落漂泊之時所作。由于安史之亂,社會顯得一片狼藉,所以杜甫無時不期望著能夠平息叛亂,社會歸于安定。因此當他想到國家遭殃,戰火不熄,生靈涂炭的時候就流淚不止,而當聽說官軍收復了薊北,于是又喜極而泣,不能自抑。可見,杜甫的憂來自于國家,喜亦是來自于國家,這就是儒家知識分子身上所具有的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責任感和憂患意識。

“滿目悲生事,因人作遠游。”759年七月,杜甫棄官于這年年底到達成都,在成都西郊蓋了一所草堂,開始他最后一期“漂泊西南”的生活。在漂泊的十一年中,他經常過著“生涯似眾人”的日子。他愛和勞動人民往來,而憎厭官僚,所以說:“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歸茅宇,旁舍未曾嗔。”杜甫的生活仍然很苦,在他逝世的那一年,還因為避臧介之亂而挨了五天餓。可貴的是,他在生活上不論怎樣苦,也不論漂泊到什么地方,他總是在關懷著國家的安危和人民的疾苦。同時也從不曾忘記或放松自己的創作,在漂泊的十一年間,他寫了一千多首詩。《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又呈吳郎》、《遭田父泥飲》、《諸將》、《秋興》、《歲晏行》等都是這時期最優秀的作品。和前期不同的,是帶有更多的抒情性質,形式也更多樣化。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創造性地賦予七言律詩以重大的政治和社會內容。
  
杜甫在四川漂泊了八、九年,在湖北、湖南漂泊了兩三年,770年冬,死在由長沙到岳陽的一條破船上。“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這是他對國家和人民最后的懷念。 

后世影響

他的詩具有豐富的社會內容、強烈的時代色彩和鮮明的政治傾向,真實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亂前后一個歷史時代政治時事和廣闊的社會生活畫面,因而被稱為一代“詩史”。杜甫的詩兼備眾體,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還寫了不少排律、拗體,運用的藝術手法多種多樣,是唐詩思想藝術的集大成者。杜甫繼承了漢魏樂府“感于哀樂,緣事而發”的精神,擺脫樂府古題的束縛,創作了不少“即事名篇,無復依傍”的新題樂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別”等。死后受到樊晃、韓愈、元稹、白居易等人的大力揄揚。杜詩對元白的“新樂府運動”的文藝思想及李商隱的近體諷喻時事詩影響甚深。但杜詩受到廣泛重視,是在宋以后。王禹偁、王安石、蘇軾、黃庭堅、等人對杜甫推崇備至,文天祥則更以杜詩為堅守民族氣節的精神力量。杜詩的影響,從古到今,早已超出文藝的范圍。

杜甫在他的有生之年以及他去世后的一些年,沒有受到多少嘉獎和重視,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他在風格和格律上的創新所導致的,某些評論家認為其中的有些作品仍然很大膽古怪。在世時關于他的資料幾乎沒有,只有6名詩人共11首詩。而且這些詩關于他的影響這一方面,都沒有提及他是詩歌和倫理觀點的模范。

公元九世紀時他的作品開始出名,早期的正面積極評價來自白居易,他推廣了杜甫部分作品倫理觀點,盡管他只在杜甫的部分作品中找到這些觀點。除了白居易,還有韓愈,他撰文以此批駁反對李杜的聲音,捍衛了他們的美學地位。同時,這兩位詩人的詩文中都有杜詩的影子。杜甫就像孔慶翔說的一樣是“中國唯一影響隨著時間不斷增長的詩人”。

公元十世紀初,五代前蜀詩人韋莊找到了草堂遺址,重新修建茅屋,使之得以保存 。這一個時期,中國刮起了“新樂府運動”的狂潮,杜甫作為這一次現實主義詩歌運動的啟發者備受推崇。杜甫的現實主義創作精神,自白居易后,影響了皮日休、曹鄴、聶夷中、杜荀鶴等人的創作,從而形成一個現實主義詩派,在晚唐的詩壇上獨領風騷。

到了宋朝,杜甫的聲名達到了頂峰,黃庭堅、陳師道等,專門探究杜詩奇峭的一面,形成了“江西詩派”,之后的王安石、陸游、文天祥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杜甫的影響,文天祥在獄中作了200首集杜甫五言詩,自序里說:“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為代言之。” 而杜甫更廣泛的影響是,杜甫的作品將律詩從文字上的游戲變成了抒發政治抱負的載體,

對后來的詩人政治題材的寫作奠定了基礎。

宋朝理學的發展確保了杜甫作為詩的典范和他的至高無上的地位,蘇軾闡釋了理由:“古今詩人眾吳,而子美獨為首者,豈非以其流落饑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他思考的能力鑄就了他的影響力,出于他對建立良好社會秩序的向往,他深受政治家的推崇,改革家也學習他對窮人的悲憫,文學家學習他在藝術手法上的創新。

清初文學評論家金圣嘆,把杜甫所作之詩,與屈原的《離騷》、莊周的《莊子》、司馬遷的 《史記》、施耐庵的《水滸傳》、王實甫的《西廂記》,合稱“六才子書”。在當代,杜甫對國家的忠心和對人民的關切被重新詮釋為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含義,而他本人因為使用“人民的語言”而受到現代研究者的贊賞。

杜甫對后人的影響還有道德方面的。二十世紀,美國現代詩人雷克斯羅斯認為杜甫所關心的是人跟人之間的愛,人跟人之間的寬容和同情:“我的詩歌毫無疑問地主要受到杜甫的影響。我認為他是有史以來在史詩和戲劇以外的領域里最偉大的詩人,在某些方面他甚至超過了莎士比亞和荷馬,至少他更加自然和親切”。

杜甫不只在中國流名,還揚名海外。1481年韓國將杜詩翻譯成韓文,叫《杜詩諺解》。他對日本文學影響相對較晚,直到十七世紀他在日本擁有和在中國一樣的名聲。杜甫對松尾芭蕉的影響尤深。杜甫也是美國作家雷克斯羅斯(Kenneth Rexroth)最喜歡的作家。 

人物評價

杜工部詩話選

詩人以一字為工,世固知之,惟老杜變化開闔,出奇無窮,殆不可以跡捕。如“江山有巴蜀,棟宇自齊梁”,遠近數千里,上下數百年,只在“有”與“自”兩字間,而吞納山川之氣,俯仰古今之懷,皆見于言外。藤王亭子“粉墻猶竹色,虛閣自松聲”,若不用“猶”與“自”兩字,則余八言,凡亭子皆可用,不必藤王也。此皆工妙至到,人力不可及,而此老獨雍容閑肆,出于自然,略不見其用力處。今人多取其已用字,模仿用之,偃蹇狹隘,盡成死法,不知意與境會,言中其節,凡字皆可用也。

詩語固忌用巧太過,然緣情體物,自有天然工妙,雖巧而不見刻削之痕七言難于氣象雄偉,句中有力而紆余不失言外之意,自老杜“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浮云變古今”與“五更鼓角悲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等句之后,嘗恨無復繼者。

宋葉少蘊《石林詩話》

禪宗論云間有三種語:其一為隨波逐浪句,謂隨物應機,不主故常;其二為截斷眾流句,謂超出言外,非情識所到;其三為函蓋乾坤句,謂泯然皆契,無間可伺;其深淺以是為序。余嘗戲謂學子,言老杜有此三種語,但先后不同:“波浪菰米沉云黑,露冷蓮房墜粉紅”為函蓋乾坤句,以“落花游絲白日靜,鳴鳩乳燕青春深”為隨波逐浪句,以“百年地僻柴門回,五月江深草閣寒”為截斷眾流句。若有解者,當與渠同參。

宋司馬溫公《續詩話》

古人為詩,貴于意在言外,使人思而得之,故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戒也。近世詩人惟杜子美最得詩人之體,如“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山河在,明無余物矣;草木深,明無人矣;花鳥平時可娛之物,見之而泣,聞之而悲,則時可知矣。他皆類此,不可遍舉。

宋陳師道《后山詩話》

孟嘉帽落,前世以為勝絕,杜子美九日詩云:“羞將短發還吹帽,笑倩傍人為正冠”,其文雅曠達,不減昔人。謂詩非力學可致,正須胸中度世爾

宋周紫芝《竹坡詩話》

余頃年游蔣山,夜上寶公塔,時天已昏黑,而月猶未出,前臨大江,下視佛屋崢嶸,時聞風鈴鏗然有聲,忽記少陵詩“夜深殿突兀,風動金瑯鐺。”恍然如己語也。又嘗獨行山谷間,古木夾道交陰,惟聞子規相應木間,乃知“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之為佳句也。又暑中瀕溪與客納涼,時夕陽在山,蟬聲滿樹,觀二人洗馬于溪中,曰此少陵所謂“晚涼看洗馬,森木亂鳴蟬”者也。此詩平日誦之,不見其工;惟當所見處,乃始知其妙。作詩正要寫所見耳,不必過為奇險也。

凡詩人作語,要令事在語中而人不知。余讀太史公天官書“天一槍培(注:改為木字旁)矛盾動搖角大兵起〔注:不知在哪斷句,存疑〕”,杜少陵詩云:“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蓋暗用遷語,而語中乃有用兵之意,詩至于此,可以為工也。

宋強幼安《唐子西文錄》

古之作者,初無意于造語,所謂因事以陳詞。如杜子美北征一篇,直紀行役爾,忽云“或紅如丹砂,或黑如沾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此類是也。文章只如人作家書乃是。

宋許顗《彥周詩話》

老杜不可議論,亦不必稱贊,茍有所得,亦不可不記也。如唐太宗,相者如是之云:“龍鳳之姿,天日之表。”而老杜詩云:“真氣驚戶牖”,可謂簡而盡。又經昭陵詩曰:“文物多師古,朝廷半老儒。直辭寧戮辱,賢路不崎嶇。”太宗智勇英特,武定天下,而能如此,最盛德也。老杜衡州詩云:“悠悠委薄俗,郁郁回剛腸。”此語甚悲。昔蒯通讀樂毅傳而涕泣,后人亦當味此而泣者也。齊梁間樂府詞云:“護昔加窮褲,防閑托守宮。今日牛羊上邱隴,當時近前面發紅。”老杜作麗人行云:“賜名大國虢與秦。”其卒曰:“慎勿近前丞相嗔。”虢國秦國何預國忠事,而近前即嗔耶?東坡言老杜似司馬遷,蓋深知之。

清《全唐詩》

元稹之言曰:“李白壯浪縱恣,擺去拘束,誠亦差肩子美矣。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白居易亦云:“杜詩貫穿古今,盡工盡善,殆過于李。”元、白之論如此。蓋其出處勞佚,喜樂悲憤,好賢惡惡,一見之于詩。而又以忠君憂國、傷時念亂為本旨。讀其詩可以知其世,故當時謂之“詩史”。舊集詩文共六十卷,今編詩十九卷。

陳志歲《江南靖士詩稿·謁杜甫陵園》

敬身推偽宦,傷世寫真辭。

劉大杰《魯迅談古典文學》

魯迅對杜甫的評價:“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還活在我們堆里似的。”曾經加入《新青年》,以《狂人日記》等名作參與發動“五四”文化革命之魯迅,到三十年代,巋然成為眾望所歸之革命文學導師,晚年與友人討論中國文學史,以為中古之陶潛、李白、杜甫皆第一流詩人,繼而又說:“我總覺得陶潛站得稍稍遠一點,李白站得稍稍高一點,這也是時代使然。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還活在我們堆里似的。”魯迅晚年在政治上己與胡適分道揚鑣,惟此評論杜甫之寥寥數語,仍然與胡適笙磐同音。他還曾經說過:“杜甫是中華民族的脊梁!”

史書記載

《舊唐書·杜甫傳》

《新唐書·杜甫傳》

《唐才子傳·杜甫傳》

軼事典故

憤斥皇親

唐玄宗當政時期的唐王朝,在當時的世界上是一個大國。但就在這表面上看起來仍然強大的大國里,因上下其手等諸多原因,業已孳生著崩潰的征兆。終于唐王朝迅速走向傾覆的轉折點——“安史之亂”的發生。杜甫獲悉這種情況后,覺得當權者不顧民生只顧自己享樂的做法,定然會導致國家的敗亡;于是他便大為憤慨地揮筆寫下后來被選進著名選本《唐詩三百首》的詩作,亦即題為《麗人行》的七言長篇古詩。該詩由于把楊家那炙手可熱的奢侈生活作了大膽的諷刺和深刻的揭露,成為一首名副其實的“史詩”;而人們還從中概括出一個成語“炙手可熱”,用來表明氣焰很盛,權勢很大的那一號貨色。 

死因之謎

多少年來,杜甫給后人留下的最大疑惑是他的死因。文學、史學界針對杜甫的死因提出了五種死因:

一、病死說

翻閱莫礪鋒、童強著《杜甫傳》,關于杜甫的死,書中寫道:“冬天到了,詩人病倒了。病倒在行往衡陽的舟中。……一顆巨星就在這無限的孤獨、寂寞中隕落了。” 

二、賜死

此說最早出自于假冒唐朝李觀的名義寫的《杜拾遺補遺》。這種說法自提出后,后來歷朝歷代的學者對此說進行批駁,并明確指出此段文字中最大的問題,即文中提到唐玄宗在770年賜死杜甫,而唐玄宗死于寶應元年(762)。

三、自沉于水而死

此說源于偽托唐朝韓愈名義撰的《題杜子美墳》提出“三賢(指屈原、李白、杜甫)同歸一水”的說法。三人懷沙自沉,這顯然是一種沒有絲毫根據的想象。

四、食物中毒而死

提出此說的是現代著名學者郭沫若,郭沫若的這種說法同樣具有猜測性,幾乎沒有文獻作為依據純屬于個人的文學創作。

五、消化不良而死

杜甫的死和饑餓有著斬不斷的聯系,離開四川后的杜甫客居湖南,由于被突然的洪水所圍困,連續餓了9天(一說是連續餓了5天)。當地縣令用小船把杜甫救了回來,以牛炙(炙:烤肉)白酒招待他,難得饕餮一回的杜甫因許久未進食,腸胃難以承受,最終因消化不良而死。 

家庭成員

祖父

杜甫的祖父為唐初詩人杜審言。杜審言很有才華,但恃才傲世。少與李嶠、崔融、蘇味道合稱“文章四友”。唐高宗咸亨元年(670)擢進士第,為隰城尉。后轉洛陽丞。武后圣歷元年(698),坐事貶吉州司戶參軍。卻在此時得罪同事郭若訥、長官周季重,兩人合謀誣陷杜審言,定了死罪。杜甫的叔叔杜并年十三,刺殺周季重,事震朝野。杜審言因此不死,被武則天召入京師。又因欣賞其詩文,授著作佐郎,官至膳部員外郎。后因勾結張易之兄弟,被流放到峰州。但不久又被詔回。

父母

杜甫的父親為杜審言長子杜閑,生母為清河東武城人,但在其出生后不久就去世,父親續娶盧氏。杜甫由其姑母撫養長大。杜甫有兄長,早夭,三個同父異母弟及一同父異母妹,杜甫在詩中常提及他們。但杜甫極少提到繼母。

妻子

杜甫于30歲時,暫時中斷了在齊魯燕趙間的漫游,回到洛陽,在偃師縣西北的首陽山下筑就陸渾山莊,然后迎娶了弘農縣(天寶年間改靈寶縣)司農少卿楊怡之女為妻。司農少卿為主管農業和財政的副部長,與世代為官的杜甫家可謂門當戶對。妻子小他十多歲。遺憾的是杜甫并沒有為愛妻立傳,楊氏夫人的名字也無從知曉,但杜詩中多處提及她。

兒女

育有兩子宗文、宗武,一女鳳兒。 

后世紀念

故里

位于河南鄭州鞏義市城區西北5公里處的康店鎮康店村西部邙嶺上。占地34畝,座北向南,主體建筑有大門樓、杜甫大型雕像、雙層亭、詩圣碑林、杜甫墓、吟詩亭、望鄉亭、草亭、獻殿等組成。整個景區種植花木3000余株,奇花異草點綴、綠樹成蔭、松柏輝映,巍偉莊重,各種設施具有園林建筑風格,已成為邙嶺上閃閃發光的一顆明珠。

杜甫故里建有紀念館,陳列歷代杜詩版本和研究杜詩的論文,杜甫世系表以及“三吏”、“三別”詩意畫等。每年接待游客2萬人次,門票收入10萬元。1963年6月定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 

墓地

在河南鄭州鞏義市南窯灣村,是一座清靜雅致的小院落,靠山有一個磚砌窯洞,現為杜甫故里紀念館。杜甫晚年窮困潦倒,代宗大歷三年(768),全家經今湖北入湖南,沂沅湘以登衡山,溯湘江而上,大歷五年繼向郴州探親,因耒水暴漲遇阻,寓居耒邑,耒陽聶令禮為上賓。是年,杜甫因貧病交加,死于耒陽至衡陽湘江舟中。聶令治葬筑墓,背經向南,墓周砌石欄,正面有南宋石刻橫貼有“唐工部杜公之墓”。

唐天佑四年(907)環墓建杜公祠,背北面南,四合院式封山樓房,土木結構。正中主殿設杜甫檀香木雕像,東、西廊房10數間,供祭祀守墓用。宋代在杜公祠旁建杜陵書院。 

草堂

四川成都杜甫草堂,最初為杜甫所建草堂,后經五代前成都杜甫草堂蜀時詩人韋莊尋得草堂遺址,重結茅屋使之得以保存,杜甫草堂是經宋、元、明、清多次修復而成,其中最大的兩次重修,是在明弘治十三年(1500)和清嘉慶十六年(1811),基本上奠定了杜甫草堂的規模和布局,演變成一處集紀念祠堂格局和詩人舊居風貌為一體的博物館。歷代僅杜甫墓、杜公祠題詠多達六十余首。 

祠堂

杜甫遺跡堂凡有數處,自成都﹑耒陽、夔州外,又存四祠。"四祠指江原、鄜州、同谷、劍門諸祠。今耒陽有湖南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杜甫墓、杜工部祠、杜陵橋、杜陵書院等遺址,在杜甫遺址的基礎上辟有杜甫公園。杜甫遺愿要歸葬首陽山,但其次子宗武因窮困無力做到,只好暫時掩埋于耒陽,死后四十三年方由其孫杜嗣業扶柩歸葬于河南洛陽偃師首陽山下,在首陽山下也有杜甫墓。今陜西省西安城南長安少陵塬有“杜工部祠”,為明代創建,解放后全面修整,辟為“杜甫紀念館”。 

江閣

位于湖南省長沙市天心區湘江中路二段,屬于園林仿古建筑,為紀念唐朝詩人杜甫所建。與橘子洲、岳麓山隔江相望,距天心閣不足一千米。江閣園林區占地6000多平方米,建筑面積3800多平方米,主閣共分四層,高18米。2002年長沙市政府決定正式修建,2005年9月19日整個建筑全面建成并通過專家驗收,隨后向市民進行試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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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

人物生平

出生亂世

唐代宗大歷七年(772年)正月,白居易出生于河南新鄭的一個“世敦儒業”的中小官僚家庭。白居易出生之后不久,家鄉便發生了戰爭。藩鎮李正己割據河南十余州,戰火燒得民不聊生。白居易二歲時,任鞏縣令的祖父卒于長安,緊接他的祖母又病故。白居易的父親白季庚先由宋州司戶參軍授徐州彭城縣縣令(780年),一年后因白季庚與徐州刺史李洧堅守徐州有功,升任徐州別駕,為躲避徐州戰亂,他把家居送往宿州符離安居。白居易得以在宿州符離度過了童年時光。 而白居易聰穎過人,讀書十分刻苦,讀得口都生出了瘡,手都磨出了繭,年紀輕輕的,頭發全都白了。 

仕官生活

806年,白居易罷校書郎。同年四月試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及第,授盩庢縣(今西安周至縣)尉。807年,任進士考官、集賢校理,授翰林學士。808年任左拾遺,迎取楊虞卿從妹為妻。810年改任京兆府戶部參軍,811年母親陳氏去世,離職丁憂,歸下邽。814年回長安,授太子左贊善大夫。 

任左拾遺時,白居易認為自己受到喜好文學的皇帝賞識提拔,故希望以盡言官之職責報答知遇之恩,因此頻繁上書言事,并寫大量的反應社會現實的詩歌,希望以此補察時政,乃至于當面指出皇帝的錯誤。白居易上書言事多獲接納,然而他言事的直接,曾令唐憲宗感到不快而向李絳抱怨:“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無禮于朕,朕實難奈。”李絳認為這是白居易的一片忠心,而勸諫憲宗廣開言路。 

貶謫江州

815年,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上表主張嚴緝兇手,被認為是越職言事。其后白居易又被誹謗:母親看花而墜井去世,白居易卻著有“賞花”及“新井”詩,有害名教。遂以此為理由貶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馬。818年,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簡至江州與白居易相聚。當白居易被任命為忠州刺史時,白行簡也一同與兄長溯江而上。途中與元稹相遇于黃牛峽,三人相游之處被稱為三游洞。在忠州任職的時間,白居易在忠州城東的山坡上種花,并命名此地為“東坡”。 同年冬,被任命為忠州(今重慶市忠縣)刺史,819年到任。820年夏,被召回長安,任尚書司門員外郎。 

白居易的母親雖因看花墜井去世,然而白居易早有許多詠花之作,而依宋代的紀錄,新井詩作于元和元年左右(新井詩今已失傳),可見此事不能構成罪名。他被貶謫的主因,很可能與他寫諷諭作品而得罪當權者有關。貶謫江州是白居易一生的轉折點:在此之前他以“兼濟”為志,希望能做對國家人民有益的貢獻;至此之后他的行事漸漸轉向“獨善其身”,雖仍有關懷人民的心,表現出的行動卻已無過去的火花了。然而白居易在江州雖不得志,大體上仍能恬然自處,曾在廬山香爐峰北建草堂,并與當地的僧人交游。

任職蘇杭

820年冬,轉任主客郎中、知制誥。821年,加朝散大夫,始正式著五品緋色朝服,(緋色即朱色,為五品以上官員所用的服色)。轉上柱國,又轉中書舍人。822年,白居易上書論當時河北的軍事,不被采用,于是請求到外地任職,7月被任命為杭州刺史,10月到任。任內有修筑西湖堤防、疏浚六井等政績。824年5月,任太子左庶子分司東都,秋天至洛陽,在洛陽履道里購宅。825年,被任命為蘇州刺史,5月到任。826年因病去職,后與劉禹錫相伴游覽于揚州、楚州一帶。 

在杭州刺史任內,見杭州有六口古井因年久失修,便主持疏浚六井,以解決杭州人飲水問題。又見西湖淤塞農田干旱,因此修堤蓄積湖水,以利灌溉,舒緩旱災所造成的危害,并作《錢塘湖石記》,將治理湖水的政策、方式與注意事項,刻石置于湖邊,供后人知曉,對后來杭州的治理湖水有很大的影響。離任前,白居易將一筆官俸留在州庫之中作為基金,以供后來治理杭州的官員公務上的周轉,事后再補回原數。當這筆基金一直運作到黃巢之亂時,當黃巢抵達杭州,文書多焚燒散失,這筆基金才不知去向。 

西湖有白堤,兩岸栽種有楊柳,后世誤傳這即是白居易所修筑的堤,而稱之為白公堤。事實上這道“白堤”在白居易來杭州之前已存在,當時稱為“白沙堤”,且見于白居易的詩作之中。

當白居易在杭州時,元稹亦從宰相轉任浙東觀察使,浙東、杭州相去并非太遠,因而二人之間有許多往還的贈答詩篇。當白居易任滿離開杭州時,元稹要求白居易交出全部的作品,編成《白氏長慶集》五十卷。

在蘇州刺史任內,白居易為了便利蘇州水陸交通,開鑿了一條長七里西起虎丘東至閶門的山塘河,山塘河河北修建道路,叫“七里山塘”,簡稱“山塘街”。 

晚年生活

827年,白居易至長安任秘書監,配紫金魚袋,換穿紫色朝服(三品以上官員所用的服色)。828年,轉任刑部侍郎,封晉陽縣男。829年春,因病改授與太子賓客分司,回洛陽履道里。830年12月,任河南尹。831年七月元稹去世。832年,為元稹撰寫墓志銘,元家給白居易潤筆的六七十萬錢,白居易將全數布施于洛陽香山寺。833年,因病免河南尹,再任太子賓客分司。835年,被任命為同州刺史,辭不赴任,后改任命為太子少傅分司東都,封馮翊縣侯,仍留在洛陽。839年10月得風疾。841年,罷太子少傅,停俸。842年,以刑部尚書致仕,領取半俸。

晚年白居易的生活,大多是以“閑適”的生活反應自己“窮則獨善其身”的人生哲學。而844年,73歲的白居易出錢開挖龍門一帶阻礙舟行的石灘,事成后作詩《開龍門八節石灘詩二首并序》留念,詩中仍反映出他“達則兼濟天下”的人生觀。 

晚年的白居易大多在洛陽的履道里第度過,與劉禹錫唱和,時常游歷于龍門一帶。作《池上篇》、《醉吟先生傳》自況。845年,白居易74歲,尚在履道里第舉行“七老會”,與會者有胡杲、吉皎、鄭據、劉真、盧貞、張渾與白居易;同年夏,以七老合僧如滿、李元爽,畫成“九老圖”。白居易晚年篤信佛教,號香山居士,為僧如滿之弟子。 

洛陽安逝

武宗會昌六年(846年)八月十四日(9月8日),白居易去世于洛陽,享年75歲,贈尚書右仆射,謚號“文”,葬于洛陽香山。白居易去世后,唐宣宗李忱寫詩悼念他說:“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著有《白氏長慶集》,共有七十一卷。 

主要成就

官場

翰林學士

前期是兼濟天下時期,后期是獨善其身時期。白居易貞元十六年(800年)29歲時中進士,先后任秘書省校書郎、盩至尉、翰林學士,元和年間任左拾遺,寫了大量諷喻詩,代表作是《秦中吟》十首,和《新樂府》五十首,這些詩使權貴切齒、扼腕、變色。元和六年,白居易母親因患神經失常病死在長安,白居易按當時的規矩,回故鄉守孝三年,服孝結束后回到長安,皇帝安排他做了左贊善大夫。 

江州司馬

元和十年六月,白居易44歲時,宰相武元衡和御史中丞裴度遭人暗殺,武元衡當場身死,裴度受了重傷。對如此大事,當時掌權的宦官集團和舊官僚集團居然保持鎮靜,不急于處理。白居易十分氣憤,便上書力主嚴緝兇手,以肅法紀。可是那些掌權者非但不褒獎他熱心國事,反而說他是東宮官,搶在諫官之前議論朝政是一種僭越行為;于是被貶謫為州刺史。王涯說他母親是看花的時候掉到井里死的,他寫賞花的詩和關于井的詩,有傷孝道,這樣的人不配治郡,于是他被貶為江州司馬。實際上他得罪的原因還是那些諷喻詩。

貶官江州(現九江)給白居易以沉重的打擊,他說自己是 “面上滅除憂喜色,胸中消盡是非心”,早年的佛道思想滋長。三年后由于好友崔群的幫助他升任忠州刺史。 

杭州刺史

元和十五年,唐憲宗暴死在長安,唐穆宗繼位,穆宗愛他的才華,把他召回了長安,先后做司門員外郎、主客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等。但當時朝中很亂,大臣間爭權奪利,明爭暗斗;穆宗政治荒怠,不聽勸諫。于是他極力請求外放。822年,白居易被任命為杭州刺史。在杭州任職期間,他見杭州一帶的農田經常受到旱災威脅,官吏們卻不肯利用西湖水灌田,就排除重重阻力和非議,發動民工加高湖堤,修筑堤壩水閘,增加了湖水容量,解決了錢塘(今杭州)、鹽官(今海寧)之間數十萬畝農田的灌溉問題。白居易還規定,西湖的大小水閘、斗門在不灌溉農田時,要及時封閉;發現有漏水之處,要及時修補。白居易還組織群眾重新浚治了唐朝大歷年間杭州刺史李泌在錢塘門、涌金門一帶開鑿的六口井,改善了居民的用水條件。 

文學

白居易是中唐時期影響極大的大詩人,他的詩歌主張和詩歌創作,以其對通俗性、寫實性的突出強調和全力表現,在中國詩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與元九書》中,他明確說:“仆志在兼濟,行在獨善。奉而始終之則為道,言而發明之則為詩。謂之諷諭詩,兼濟之志也;謂之閑適詩,獨善之義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諷喻、閑適、感傷、雜律四類詩中,前二類體現著他 “奉而始終之”的兼濟、獨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視。同時提出了自己的文學主張:“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而他的詩歌主張,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諷諭詩的創作而發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現出重寫實、尚通俗、強調諷喻的傾向:“今褒貶之文無核實,則懲勸之道缺矣;美刺之詩不稽政,則補察之義廢矣。……俾辭賦合炯戒諷喻者,雖質雖野,采而獎之。”(六十八《議文章》)詩的功能是懲惡勸善,補察時政,詩的手段是美刺褒貶,炯戒諷喻,所以他主張: “立采詩之官,開諷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詩》)他反對離開內容單純地追求“宮律高”、“文字奇”,更反對齊梁以來“嘲風月、弄花草”的艷麗詩風。在《新樂府序》中,他明確指出作詩的標準是:“其辭質而徑,欲見之者易諭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順而肆,可以播于樂章歌曲也。”這里的“質而徑”、“直而切”、 “核而實”、“順而肆”,分別強調了語言須質樸通俗,議論須直白顯露,寫事須絕假純真,形式須流利暢達,具有歌謠色彩。也就是說,詩歌必須既寫得真實可信,又淺顯易懂,還便于入樂歌唱,才算達到了極致。 

白居易對詩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補察時政。所以他緊接著說:“總而言之,為君、為臣、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 (《新樂府序》)在《與元九書》中,他回顧早年的創作情形說:“自登朝來,年齒漸長,閱事漸多,每與人言,多詢時務;每讀書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為時為事而作,首要的還是“為君”而作。他也說:“但傷民病痛,不識時忌諱”(《傷唐衢二首》其二),并創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諷諭詩,但總體指向卻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為只有將民情上達天聽,皇帝開壅蔽、達人情,政治才會趨向休明。 

《琵琶行》與《長恨歌》是白居易寫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藝術表現上的突出特點是抒情因素的強化。與此前的敘事詩相比,這兩篇作品雖也用敘述、描寫來表現事件,但卻把事件簡到不能再簡,只用一個中心事件和兩三個主要人物來結構全篇,諸如頗具戲劇性的馬嵬事變,作者寥寥數筆即將之帶過,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寫和環境氣氛渲染上,則潑墨如雨,務求盡情,即使《琵琶行》這種在樂聲摹寫和人物遭遇敘述上著墨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聲和事緊緊聯結在一起,聲隨情起,情隨事遷,使詩的進程始終伴隨著動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這兩篇作品的抒情性還表現在以精選的意象來營造恰當的氛圍、烘托詩歌的意境上。如《長恨歌》中“行宮見月傷心色,夜雨聞鈴腸斷聲”,《琵琶行》中 “楓葉荻花秋瑟瑟”“別時茫茫江浸月”等類詩句,或將凄冷的月色、淅瀝的夜雨、斷腸的鈴聲組合成令人銷魂的場景,或以瑟瑟作響的楓葉、荻花和茫茫江月構成哀涼孤寂的畫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傷、悵惘意緒為詩中人物、事件統統染色,也使讀者面對如此意境、氛圍而心靈搖蕩,不能自已。 

個人作品

主題

題材集中是白居易諷喻詩的藝術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選擇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個主題,“一吟悲一事”,主題非常明確。為使主題更明確傳達給讀者,或詩題下加小序點明主題,或“卒章顯其志”突出主題。其次,白詩的藝術特色還表現在刻畫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但白詩的詩意并不淺顯,他常以淺白之句寄托諷喻之意,取得怵目驚心的藝術效果。《輕肥》一詩描寫了內臣、大夫、將軍們赴會的氣概和席上酒食的豐盛,結句卻寫道:“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這是一幅多么慘烈的情景。 

閑適詩和諷喻詩是白居易特別看重的兩類詩作,二者都具有尚實、尚俗、務盡的特點,但在內容和情調上卻很不相同。諷喻詩志在“兼濟”,與社會政治緊相關聯,多寫得意激氣烈;閑適詩則意在“獨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與元九書》),從而表現出淡泊平和、閑逸悠然的情調。 

白居易的閑適詩在后代有很大影響,其淺切平易的語言風格、淡泊悠閑的意緒情調,都曾屢屢為人稱道,但相比之下,這些詩中所表現的那種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閑適”思想,以及歸趨佛老、效法陶淵明的生活態度,因與后世文人的心理較為吻合,所以影響更為深遠。如白居易有“相爭兩蝸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來飲酒七首》其七)、“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對酒五首》其二)的詩句,而“后之使蝸角事悉稽之”(吳曾《能改齋漫錄》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號論,“醉翁、迂叟、東坡之名,皆出于白樂天詩云”(龔頤正《芥隱筆記》)。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蘇文忠公不輕許可,獨敬愛樂天,屢形詩篇。蓋其文章皆主辭達,而忠厚好施,剛直盡言,與人有情,于物無著,大略相似。謫居黃州,始號東坡,其原必起于樂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詩話》)凡此種種,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詩的影響軌跡。 

詩歌理論

白居易的思想,綜合儒、佛、道三家,以儒家思想為主導。孟子說的“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是他終生遵循的信條。其“兼濟”之志,以儒家仁政為主,也包括黃老之說、管蕭之術和申韓之法;其“獨善”之心,則吸取了老莊的知足、齊物、逍遙觀念和佛家的“解脫”思想。二者大致以白氏被貶江州司馬為界。白居易不僅留下近三千首詩,還提出一整套詩歌理論。他把詩比作果樹,提出“根情、苗言、華聲、實義”(《與元九書》)的觀點,他認為“情”是詩歌的根本條件,“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與元九書》),而情感的產生又是有感于事而系于時政。因此,詩歌創作不能離開現實,必須取材于現實生活中的各種事件,反映一個時代的社會政治狀況。他繼承了《詩經》以來的比興美刺傳統,重視詩歌的現實內容和社會作用。強調詩歌揭露、批評政治弊端的功能。他在詩歌表現方法上提出一系列原則。《與元九書》中他提出了著名的“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的現實主義創作原則。 

他的這種詩歌理論對于促使詩人正視現實,關心民生疾苦,是有進步意義的。對大歷(766~779)以來逐漸偏重形式的詩風,亦有針砭作用。但過分強調詩歌創作服從于現實政治的需要,則勢必束縛詩歌的藝術創造和風格的多樣化。 

創作主張

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 

作品風格

語言優美、通俗、音調和諧,形象鮮明、政治諷喻。 

人物評價

史書評價

舊唐書

臣觀元之制策,白之奏議,極文章之壺奧,盡治亂之根荄。非徒謠頌之片言,盤盂之小說。就文觀行,居易為優。放心于自得之場,置器于必安之地。優游卒歲,不亦賢乎!

贊曰:文章新體,建安、永明。沈、謝既往,元、白挺生。但留金石,長有莖英。不習孫吳,焉知用兵?

新唐書

觀居易始以直道奮,在天子前爭安危,冀以立功。雖中被斥,晚益不衰。當宗閔時,權勢震赫,終不附離為進取計,完節自高。而稹中道徼險得宰相,名望漼然。嗚呼!居易其賢哉!

唐才子傳

公詩以六義為主,不賞艱難。每成篇,必令其家老嫗讀之,問解則錄。后人評白詩“如山東父老課農桑,言言皆實”者也。雞林國行賈售于其國相,率篇百金,偽者即能辨之。與元稹極善膠漆,音韻亦同。天下曰“元白”。元卒,與劉賓客齊名,曰“劉白”云。公好神仙,自制飛云履,焚香振足,如撥煙霧,冉冉生云。初來九江,居廬阜峰下,作草堂,燒丹。今尚存。有《白氏長慶集》七十五集,及所撰古今事實,為《六帖》,及述作詩格法,欲自除其病,名《白氏金針集》三卷,并行于世。

歷代評價

唐代

唐宣宗有吊白居易詩:“綴玉聯珠六十年,誰教冥路作詩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無為字樂天。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此詩可作為白居易一生的概括。

五代及宋

新、舊唐書對于白居易的評價亦有不同。舊唐書對于白居易的文學成就給予高度的肯定:“昔建安才子,始定霸于曹、劉;永明辭宗,先讓功于沈、謝。元和主盟,微之、樂天而已。臣觀元之制策,白之奏議,極文章之壺奧,盡治亂之根荄。非徒謠頌之片言,盤盂之小說。就文觀行,居易為優,放心于自得之場,置器于必安之地,優游卒歲,不亦賢乎。”新唐書描述白居易“于文章精切,然最工詩。”又說:“居易在元和、長慶時,與元稹俱有名,最長于詩,它文未能稱是也。”然而新唐書對白居易的人品則給予極高的肯定:“觀居易始以直道奮,在天子前爭安危,冀以立功,雖中被斥,晚益不衰。當宗閔時,權勢震赫,終不附離為進取計,完節自高。而稹中道徼險得宰相,名望漼然。鳴呼,居易其賢哉!”這種評價的變遷可能與宋代古文運動的興起有密切的關系。

蘇軾對白居易的評價也有不一致處。蘇軾曾提出“元輕白俗”的說法,對元白的詩風頗有微詞。然而后來卻常以白居易自比,例如“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緣終淺道根深。”又如“予去杭十六年,而復來留二年而去。平生自覺出處老少粗似樂天,雖才名相遠,而安分寡求亦庶幾焉。”蘇軾對白居易的詩作,也有“白公晚年詩極高妙。”的評語。

遼金元三代

元好問:“并州未是風流域,五百年中一樂天。”在《論詩三十首》“一語天然萬古新”句下,元好問自注:“陶淵明,晉之白樂天。”

明清

袁宗道以“白蘇齋”為齋名,并有《詠懷效白》的詩作

清代主張性靈說的袁枚亦給予白居易極高的評價。

清乾隆皇帝敕編的《唐宋詩醇》對白居易的詩文與為人均給予極高的評價,認為白居易“實具經世之才”,并認為官員應以白居易的詩“救煩無若靜,補拙莫如勤”作為座右銘。

近現代

胡適贊揚以白居易與元稹為領袖的文學革新運動,認為可以達到以詩歌造成輿論,而有助于改善政治。因為陳獨秀與胡適提倡新文學運動,在提倡白話、不避俗字俗語的風氣下,白居易的詩歌因而很受推崇。包括陳寅恪、劉大杰、錢基博等,都給予白居易極高的評價。然而錢鐘書對白居易的評價則不高。

他國評價

白居易的文集在日本受到高度評價。平安時代,菅原道真寫漢詩,當時渤海國的人見道真的詩,認為與白居易的詩很像,這評語令道真很高興,還特別記載下來,引以為榮。  

軼事典故

自釀美酒

白居易自家釀的酒,質高出眾,他為自家的酒作詩道:“開壇瀉罇中,玉液黃金脂;持玩已可悅,歡嘗有余滋;一酌發好客,再酌開愁眉;連延四五酌,酣暢入四肢。”(《白居易卷》)。白居易造酒的歷史不但有記載,而且直到今天,還有“白居易造酒除夕賞鄉鄰”的故事在渭北一代流傳。 

素口蠻腰

素口蠻腰,蓄妓玩樂,始自東晉,唐代比較普遍。為了滌除人生煩惱,白居易以妓樂詩酒放縱自娛。從他的詩中知姓名之妓便有十幾個,最出名的是小蠻和樊素。唐孟棨《本事詩·事感》中記載:“白尚書姬人樊素善歌,妓人小蠻善舞,嘗為詩曰: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

白居易六十多歲時,他得了風疾,半身麻痹,于是他賣掉那匹好馬并讓樊素離開他去嫁人。可是,他那匹馬反顧而鳴,不忍離去。樊素也傷感落淚說:“主人乘此駱五年,銜撅之下,不驚不逸。素事主十年,巾櫛之間,無違無失。今素貌雖陋,未至衰摧。駱力猶壯,又無 。即駱之力,尚可以代主一步;素之歌,亦可送主一杯。一旦雙去,有去無回。故素將去,其辭也苦;駱將去,其鳴也哀。此人之情也,馬之情也,豈主君獨無情哉?”

但在白居易70歲時,樊素和小蠻還是走了。白居易思念中寫道:“兩枝楊柳小樓中,嫋娜多年伴醉翁,明日放歸歸去后,世間應不要春風。五年三月今朝盡,客散筵空掩獨扉;病與樂天相共住,春同樊素一時歸。” 

藏書故事

貞元十六年(800)中進士,授秘書省校書郎、集賢校理,參與整理國家藏書。后擢翰林學士。元和十年(815)貶為江州司馬。文宗即位,遷刑部尚書。武宗時以刑部尚書致仕。晚年退居洛陽香山,自號香山居士,他對現實主義詩歌的發展 有卓著的貢獻。在整理集賢院藏書時,使他有機會接觸大量的藏書,對他的文學創作有很大的影響。私家藏書頗富,建有藏書樓,名“池北書庫”。他曾作《池上篇》,言其“罷刑部侍郎時,有栗千斗,書一車”。著有《白氏長慶集》等。他曾以自己藏書為基礎,編撰了一部詞語佳句類書《白氏經史事類六帖》(又名《白氏六帖》),分為1 367門。宋代黃鑒著《楊文公談苑》記載:“人言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數千,各題門目,作七層架,列置齋中。命諸生采集其事類,投瓶中。倒取之,抄錄成書。”可見《白氏六帖》在最初搜集資料時,就開始以類匯集。另編有《元白因繼集》、《劉白唱和集》、《洛下游賞宴集》(又名《洛中集》)等。 

家族成員

祖父:白湟

祖母:薛氏

父親:白季庚

長兄:白幼文

三弟:白行簡

兒子:白阿崔

史書記載

《舊唐書?白居易傳》

《新唐書?白居易傳》

《唐才子傳》

后世紀念

白園是白居易的墓園,位于龍門東山的琵琶峰。白居易在詩里曾說,“門前常流水,墻上多高樹。竹徑繞荷池,縈回百余步。”白園的設計已八九分的接近于此了。白園迎門的是青谷區。夾道兩旁是青色的竹子,懸瀑濺出悅耳的水聲,荷花池飄送著夏日的清涼。聽伊亭和松風亭模仿唐代的建筑設計,“亭”通“停”,提醒游客停下腳步感受山谷的幽靜。時間在山水間是慢的。聽伊亭又叫草亭,因那首婦孺皆知的《賦得古原草送別》而建。

墓體區在琵琶峰頂,有墓冢和自然石臥碑等。中外仰慕白居易的游客和族裔都在此立石紀念。其中有塊石碑用中文和日文刻著“偉大的詩人白居易先生,你是日本文化的恩人,你是日本舉國敬仰的文學家,你對日本之貢獻恩重如山,萬古流芳,吾輩永志不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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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稹

生平經歷

早年經歷

元稹的家庭世代讀書為官。他的祖父元悱曾經擔任過南頓丞,父親元寬也曾經擔任過兵部郎中 。元稹長得清秀可人,父母都非常寵愛他。從三四歲起父親就教他讀書寫字,背誦古詩。然而,好景不長,元稹八歲那年,父親不幸去世。前母所生的幾個哥哥,不愿供養后母和弟妹們。年輕的母親鄭氏只好帶著子女離開洛陽到鳳翔去投依娘家,日子過得十分艱難。堅強賢淑的母親沒讓生活的重擔壓倒,她一方面料理子女的生活,一方面加強對子女的教育。 

鳳翔是唐代西北要地,有重兵把守,社會一時比較安定,元稹在這里度過了他的童年。母親鄭氏賢能知書,善于持家,白居易曾大加稱贊:“今夫人女美如此,婦德又如此,母儀又如此,三者具美,可謂冠古今矣”。元稹自己也在《同州刺史謝上表》中曰:“臣八歲喪父,家貧無業,母兄乞丐以供資養,衣不布體,食不充腸。幼學之年,不蒙師訓,因感鄰里兒稚,有父兄為開學校,涕咽發憤,愿知詩書。慈母哀臣,親為教授。”可見元母不僅持家有道,還親授元稹詩書,擔任起教育子女的重任。元稹自小勤奮好學,不僅直接受教于母親,還常常從鄰人家里借書,然后徒步去姐夫陸翰家求教。表兄胡靈之又教他詩歌格律和騎馬射箭。九歲時,元稹作詩成熟,驚嘆于長輩。因成長于民間,他對邊塞風云和農村凋敝已有所了解。

初進宦海

唐德宗貞元九年(793年)十五歲的元稹以明兩經擢第。唐代科舉名目甚多,而報考最多的科目則為進士和明經兩科。不過兩科相比也有難易之分,進士科難,“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經科“倍之,得第者使一二”,故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之說,而唐代文人也更為看重進士科。元稹為盡快擺脫貧困,獲取功名,選擇投考的為相對容易的明經科,一戰告捷。及第之初的元稹卻一直無官,閑居于長安。但他沒有終止勤奮學習。家庭藏書給他提供了博覽群書的條件,京城的文化環境和他的廣泛興趣,陶冶了他的文化修養。次年得陳子昂《感遇》詩及杜甫詩數百首悉心讀之,始大量作詩。 

貞元十五年(799年),二十一歲的元稹寓居蒲州,初仕于河中府。此時,正當駐軍騷亂,蒲州不寧。元稹借助友人之力保護處于危難之中的遠親。亂定,與其家少女相愛。不久,元稹牽于功名,西歸長安應制科試。

選婚高門

貞元十八年冬(802年),元稹再次參加吏部試。次年春,中書判拔萃科第四等,授秘書省校書郎。貞元十九年(公元803年),二十四歲的元稹與大他八歲的白居易同登書判拔萃科,并入秘書省任校書郎, 從此二人成為生死不渝的好友。元稹出身中小地主,門第不高,只有入仕以后,才有結婚高門的資本,如今作了校書郎,這時,元稹正值風華正茂,才華橫溢,自然就把終身大事提上了日程。據韓愈《監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韋氏墓志銘》云:“選婿得今御史河南元稹。祺時始以選校書秘書省中”,元稹授校書郎后不久便娶韋夏卿之女韋叢為妻。十月,岳父韋夏卿授東都留守,赴洛陽上任,由于韋叢是”謝公最小偏憐女”,割舍不下,于是元稹、韋叢夫婦一同侍從韋夏卿赴洛陽。元氏在洛陽沒有住宅,元稹夫婦就住在東都履信坊韋宅。 

一貶江陵

唐憲宗元和元年(806年)四月,元稹和白居易同登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元白同及第,登第者十八人,元稹為第一名,授左拾遺。 元稹一到職立刻接二連三地上疏獻表,先論“教本”(重視給皇子選擇保傅),再論“諫職”、“遷廟”,一直論到西北邊事這樣的大政,同時旗幟鮮明地支持裴度(時任監察御史)對朝中權幸的抨擊,從而引起了憲宗的注意,很快受到召見 。元稹奉職勤懇,本應受到鼓勵,可是因為鋒芒太露,觸犯權貴,反而引起了宰臣的不滿,九月貶為河南縣尉 。白居易罷校書郎,亦出為縣尉。此時,母親去世,元稹悲痛不已,在家守孝三年。此后,三十一歲的元稹被提拔為監察御史。 

元和四年春(809年),奉命出使劍南東川。初登官場,意氣風發,一心為民,報效國家,遂大膽劾奏不法官吏,平反許多冤案,得到民眾的廣泛歡迎和崇高贊譽。白居易更是作詩贈他“其心如肺石,動必達窮民,東川八十家,冤憤一言申”。這一舉動觸犯了朝中舊官僚階層及藩鎮集團的利益,很快他們就找了機會將元稹外遣——分務東臺。 東臺就是東都洛陽的御史臺,用意在于將他排擠閑置。即便遭受到這樣的打壓,元稹仍然堅持為官之初的原則,秉公執法。元和四年(809年),正值仕途受挫時,其嫻熟聰慧的妻子韋叢盛年而逝,韋叢之死,對元稹打擊很大,使他常常夜不能寐。由于難遣傷痛,元稹寫下了有名的悼亡詩——《遣悲懷三首》。 

元和五年(810年),元稹因彈奏河南尹房式(開國重臣房玄齡之后)不法事,被召回罰俸。途經華州敷水驛便宿于驛館上廳,恰逢宦官仇士良、劉士元等人在此,也要爭住在上廳,元稹據理力爭,卻遭到仇士良的漫罵,劉士元更是上前用馬鞭抽打元稹,打得他鮮血直流,最終被趕出了上廳。后來唐憲宗便以“元稹輕樹威,失憲臣體”為由,貶元稹為江陵府士曹參軍。從此開始了他困頓州郡十余年的貶謫生活。 

二貶通州

元稹因才華出眾、性格豪爽不為朝廷所容,流放荊蠻近十年。隨即白居易也貶為江州司馬,元稹量移通州司馬。雖然通州、江州天遠地隔,可兩人來往贈答,計所做詩,有自三十韻、五十韻直至百韻者。江南人士,驛舍道途諷誦,一直流傳至宮中,里巷之人互相傳誦,致使市上紙貴。由詩中可知其流離放逐之心境,無不凄惋。 

元和十年(公元815年)正月,三十七歲的元稹一度奉詔回朝,以為起用有望。途經藍橋驛曾題詩留贈命運相似的友人劉禹錫、柳宗元。抵京后,與白居易詩酒唱和,意氣風發。元稹收集詩友作品,擬編為《元白還往詩集》,但書稿未成,卻突然與劉禹錫、柳宗元一同被放逐遠州。元和十年(815年)三月,元稹“一身騎馬向通州”,出任通州司馬。流落“哭鳥晝飛人少見,悵魂夜嘯虎行多”(《酬樂天得微之詩,知通州事,因成四首》)的通州,他“垂死老病”,患上瘧疾,幾乎死去。曾赴山南西道興元府求醫。潦倒困苦中,詩人只能以詩述懷,以友情相互慰藉。在通州完成了他最具影響力的樂府詩歌《連昌宮詞》和與白居易酬唱之作180余首。

三貶同州

隨著平淮西后的大赦和元稹知己舊識崔群、李夷簡、裴度相繼為相,逐漸改變了他在政治上長期受壓抑的處境。元稹于元和十三年(818年)已代理通州刺史,歲末,轉虢州長史。元和十四年冬(819年),唐憲宗召元稹回京,授膳部員外

郎。宰相令狐楚對其詩文深為贊賞,“以為今代之鮑、謝也” 。元和十五年(820年),唐穆宗及位后,因宰相段文昌之薦,元真授祠部郎中、知制誥。唐穆宗為太子時已喜愛元稹詩歌,此時特別器重于他,經常召見,語及兵賦及西北邊事,令其籌畫。數月后,被擢為中書舍人,翰林承旨學士,與已在翰林院的李德裕、李紳俱以學識才藝聞名,時稱“三俊”(《舊唐書·李紳傳》)。在迅速升遷的同時,元稹陷入了尖銳復雜的政治斗爭漩渦,與李宗閔的積怨爆發,埋下黨爭的種子。不久,由于誤會等原因,裴度彈劾元稹結交魏宏簡,元稹被罷承旨學士,官工部侍郎。次年春,元稹、裴度先后為相。在唐王朝與地方軍閥的斗爭中,元稹積極平息騷亂,擬用反間計平叛。可覬覦宰相之位的李逢吉與宦官勾結,派人陰謀誣告元稹謀刺裴度,后雖查清真相,但元、裴被同時罷相。元稹出為同州刺史。 長慶三年(823年),他被調任浙東觀察使兼越州刺史。唐敬宗寶力元年(825年),元稹命所屬七州筑陂塘,興修水利,發展農業。在浙東的六年,元稹頗有政績,深得百姓擁戴。

四貶武昌

唐文宗大和三年九月(829年),元稹入朝為尚書省左丞。身居要職,有了興利除弊的條件,他又恢復了為諫官時之銳氣,決心整頓政府官員,肅清吏治,將郎官中頗遭公眾輿論指責的七人貶謫出京。然而因元稹素無操行,人心不服。時值宰相王播突然去世,李宗閔正再度當權,元稹又受到排擠。大和四年(830年)正月,元稹被迫出為檢校戶部尚書,兼鄂州刺史、御史大夫、武昌軍節度使。大和五年(831年)七月二十二日暴病,一日后便在鎮署去世,時年五十三,死后追贈尚書右仆射,白居易為其撰寫了墓志。 

主要成就

官場

校書郎

貞元十九年,元稹與白居易同登書判拔萃科,并入秘書省任校書郎。

左拾遺

唐憲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四月,元稹、白居易同登才識兼茂明于體用科,元稹、白居易同及第,元稹授左拾遺,因鋒芒畢露,上書直言,九月貶為河南縣尉。 

監察御史

元和四年(公元809年),三十一歲的元稹被提拔為監察御史。第二年春,奉命出使劍南東川。

文學

代表作有《菊花》、《離思五首》(其四)、《遣悲懷三首》、《兔絲》、《和裴校書鷺鷥飛》、《夜池》、《感逝(浙東)》、《晚春》、《靖安窮居》、《送致用》、《宿石磯》、《夜坐》、《雪天》、《酬樂天得微之詩知通州事因成四首》、《織婦詞》、《夜別筵》、《山枇杷》、《所思二首》、《斑竹(得之湘流)》、《竹部(石首縣界)》、《白衣裳二首》、《魚中素》、《酬許五康佐(次用本韻)》、《一至七言詩》等,其中《菊花》、《離思五首》(其四)和《遣悲懷三首》(其二)三首流傳很廣,尤其是《離思五首》(其四)這一首極負盛名。該詩寫久藏心底的不盡情思,因為與情人的曾經相識而自此對其他的女人再也不屑一顧(“取次花叢懶回顧”),詩中的比興之句“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云”語言幻美,意境朦朧,十分膾炙人口。而《遣悲懷三首》表達對亡妻的不盡思念,寫得悲氣襲人,令人不由得一掬同情之淚,其中第二首的結句“貧賤夫妻百事哀”為世所熟誦。微之其集與居易同名長慶,今編詩二十八卷(全唐詩中卷第三百九十六至四百二十三)。

文學特點

元稹詩文兼擅,《元稹集》存文三十多卷,諸體該備,時有佳作名篇。

樂府詩在元詩中占有很大分量,元稹的《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并序》“取其病時之尤急者”和劉猛、李余《古樂府詩》的古題樂府19首,在元集中也列為樂府類,旨含諷喻,和《長恨歌》齊名。其鋪敘詳密,優美自然。元詩中最具特色的是艷詩和悼亡詩。

元稹在散文和傳奇方面也有一定成就。他首創以古文制誥,格高詞美,為人效仿。其傳奇《鶯鶯傳》(又名《會真記》)敘述張生與崔鶯鶯的愛情悲劇故事,文筆優美,刻畫細致,為唐人傳奇中之名篇。后世戲曲作者以其故事人物創作出許多戲曲,如金代董解元《西廂記諸宮調》和元代王實甫《西廂記》等。元稹曾自編其詩集、文集、與友人合集多種。今人陳寅恪有《元白詩箋證稿》,卞孝萱有《元稹年譜》,周相錄校有《元稹集校注》,冀勤有《元稹集》。

元稹非常推崇杜詩,其詩學杜而能變杜,并于平淺明快中呈現麗絕華美,色彩濃烈,鋪敘曲折,細節刻畫真切動人和劉猛、李余《古樂府詩》的古題樂府19首,在元集中也列為樂府類,旨含諷諭,和《長恨歌》齊名。他擅寫男女愛情,描述細致生動,不同一般艷詩的泛描。悼亡詩為紀念其妻韋叢而作,《遣悲懷三首》流傳最廣。在詩歌形式上,元稹是“次韻相酬”的創始者。《酬翰林白學士〈代書一百韻〉》、《酬樂天〈東南行詩一百韻〉》,均依次重用白詩原韻,韻同而意殊。這種“次韻相酬”的做法,在當時影響很大,也很容易產生流弊。

樂府詩在元詩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并序》“取其病時之尤急者”,啟發了創作新樂府,且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缺點是主題不夠集中,形象不夠鮮明。和劉猛、李余《古樂府詩》的古題樂府19首,則能借古題而創新詞新義,主題深刻,描寫集中,表現有力。長篇敘事詩《連昌宮詞》,在元集中也列為樂府類,旨含諷諭。他擅寫男女愛情,描述細致生動,不同一般艷詩的泛描。悼亡詩為紀念其妻韋叢而作,《遣悲懷三首》流傳最廣。 在詩歌形式上,元稹是“次韻相酬”的創始者。《酬翰林白學士〈代書一百韻〉》、《酬樂天〈東南行詩一百韻〉》,均依次重用白詩原韻,韻同而意殊。這種“次韻相酬”的做法,在當時影響很大,也很容易產生流弊。元稹曾自編其詩集、文集、與友人合集多種。其本集《元氏長慶集》收錄詩賦、詔冊、銘諫、論議等共100卷。事跡見新、舊《唐書》本傳。

人物評價

李肇在《唐國史補》里曾說:“元和以后,詩章學淺切于白居易,學淫靡于元稹。”

李戡說:“嘗痛自元和以來,有元白詩者,纖艷不逞,非莊人雅士,多為其所破壞。流于民間,疏于屏壁,子女父母,交口教授,淫言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

杜牧《唐故平盧軍節度巡官隴西李府君墓志銘》:當時巴蜀江楚間洎長安中少年,遞相仿效,競作新詞,自謂元和體詩 。

白居易《酬微之》:“聲聲麗曲敲寒玉,句句妍辭綴色絲。”《重寄微之詩》云:詩到元和體變新,自注云:眾稱元白為千言律,或號元和格。《余思未盡加為六韻重寄微之》:“制從長慶辭高古”。

《滄浪詩話》:“和韻最害人詩,古人酬唱不次韻,此風始盛于元白皮陸,而本朝諸賢,乃以此斗工,遂至往復有八九和者。”

《唐音審體》卷一五:“要之,元白絕唱,樂府歌行第一;長韻律詩次之;七言四韻又其次也。”

《舊唐書·白居易傳》曰:“元之制策,白之奏議,極文章之壺奧,盡治亂之根。”

王若虛《滹南詩話》:“情致曲盡,入人肝脾。”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微之以絕代之才華,抒寫男女生死離別悲歡之感情,其哀艷纏綿不僅在唐人詩中不多見而影響及于后來之文學者尤巨。” 

陳寅烙在《元白詩箋證稿》第四章《艷詩及悼亡詩》附《讀<鶯鶯傳>》中更明確指出:《鶯鶯傳》為微之自敘之作,其所謂張生即微之之化名,此固無可疑。

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第九篇《唐之傳奇文》中說:“《鶯鶯傳》者,即敘崔、張故事,元稹以張生自寓,述其親歷之境。” 

史書記載

《舊唐書·列傳第一百一十六》 

《新唐書·列傳第九十九》 

人物軼事

“元白”莫逆交

白居易與元稹是齊名的唐代大詩人,他們的詩歌理論觀點相近,共同提倡新樂府,結成了莫逆之交,世人將

他們并稱為“元白”。兩人之間經常有詩歌唱和,即使兩人分處異地,也經常有書信往來,并發明了“郵筒傳詩”。一次,元稹出使到東川,白居易與好友李建同游慈恩寺,席間想念元稹,就寫下了《同李十一醉憶元九》:

“花時同醉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

而此時正在梁州的元稹也在思念白居易,他在同一天晚上寫了一首《梁州夢》:

“夢君同繞曲江頭,也向慈恩院院游。亭吏呼人排去馬,忽驚身在古梁州。”

后來兩人都先后遭貶,分別被放置外地做官。于是他們經常聯絡,互相鼓勵和慰藉。如白居易所說的那樣,兩人終其一生都是友情極其深厚的“文友詩敵”。白居易有詩寫道: “君寫我詩盈寺壁,我題君句滿屏風;與君相遇知何處,兩葉浮萍大海中。” 

白居易這樣評價元稹“所得惟元君,乃知定交難”,并說他們之間的友誼是“一為同心友,三及芳歲闌。花下鞍馬游,雪中杯酒歡。衡門相逢迎,不具帶與冠。春風日高睡,秋月夜深看。不為同登科,不為同署官。所合在方寸,心源無異端。”而元稹對白居易關心,更凝結成了千古名篇《聞樂天授江州司馬》。

元稹與鶯鶯

元稹的原配夫人是韋叢,娶韋氏之前曾與一女子頗有私情,此女便是鶯鶯。關于鶯鶯,描寫較多的乃是元稹的《鶯鶯傳》(又叫《會真記》),《鶯鶯傳》則成為王實甫撰寫《西廂記》的藍本。 

唐貞元十五年(799年),元稹到蒲州(今山西永濟市)任小職,與其母系遠親崔姓之少女名“雙文”者(即后來傳奇小說《鶯鶯傳》中的崔鶯鶯)戀愛。崔鶯鶯才貌雙全,而且家中富有,但畢竟沒有權勢,這與元稹理想中的婚姻存在很大距離。根據唐代的舉士制度,士之及第者還需要經過吏部考試才能正式任命官職,所以元稹于貞元十六年(800年)再赴京應試。元稹自從赴京應試以后,以其文才卓著,被新任京兆尹韋夏卿所賞識,且與韋門子弟交游,從而得知韋夏卿之女韋叢尚未許配與人,于是意識到這是一個走門路、攀高枝的絕好機會。貞元十九年(803年),元稹與白居易同登書判撥萃科,進入秘書省任校書郎。求官心切的元稹考慮到崔鶯鶯雖然才貌雙全,但對他的仕途進取沒有多大幫助,所以權衡得失,最后還是棄鶯鶯而娶了韋叢。

也許是受良心的譴責,也許是對初戀情人崔鶯鶯的難以忘懷,所以很多年以后,元稹以自己的初戀為原型,創作了傳奇小說《鶯鶯傳》,即后來《西廂記》的前身。

在《鶯鶯傳》里,元稹開篇這樣寫道:“唐貞元中,有張生者,性溫茂,美風容”,張生游于蒲時,在軍人騷亂搶掠中保護了寡母弱女的崔姓表親,由此識得表妹崔鶯鶯。崔鶯鶯“垂鬟接黛,雙臉銷紅”的美麗,“顏色艷異,光輝動人”的俏麗讓張生頓生愛慕。后來,在鶯鶯丫環紅娘的幫助下,張生與鶯鶯私會西廂下,成了云雨。自此之后,鶯鶯“朝隱而出,暮隱而人”,與張生私會。《鶯鶯傳》里的張生其實就是元稹自己當年與崔鶯鶯的故事,張生為元稹自寓。

魯迅先生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說:“元稹以張生自寓,述其親歷之境。”元稹還寫了“取次花叢懶回顧,半緣修道半緣君”,意思是他對其她女色絕無眷戀之心,除“君”之外,再沒有能使自己動情的女子了。 

元稹與韋叢

元稹和妻子韋叢的半緣情深為人津津樂道,元稹曾經留下“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云”這千古傳誦的佳句,就是元稹悼念亡妻韋從而作的。

唐德宗貞元十八年(802年),太子少保韋夏卿的小女兒年方二十的韋叢下嫁給二十四歲的詩人元稹。這樁婚姻有很大的政治成分,當時二十四歲的元稹科舉落榜,但是韋夏卿很欣賞元稹的才華,相信他有大好前程,于是將小女兒許配給他,而元稹則是借這樁婚姻得到向上爬的機會,不過兩人在婚后卻是恩愛百般,感情非常好。以韋叢的家庭背景,下嫁給元稹對于當時的元稹來說就好像天女下凡一樣。她不僅賢惠端莊、通曉詩文,更重要的是出身富貴,卻不好富貴,不慕虛榮,從元稹留下來幾首那時期的詩來看,當時正是他不得志的時候,過著清貧的生活,韋叢從大富人家來到這個清貧之家,卻無怨無悔,盡自己最大的努力去關心和體貼丈夫,對于生活的貧瘠淡然處之。元稹原本以為這只是一個政治上晉升的途徑,卻沒想到韋叢是這樣一個溫柔的女子、體貼的嬌妻。古話說,百無一用是書生,婚后元稹忙著科試,家中的家務全是韋叢一人包辦,而婚前她是大戶人家的千金、父親疼愛的小女兒,韋叢的賢惠淑良可想而知,所以元稹在數年以后,總還是會忍不住想起與他共度清貧歲月的結發妻子韋叢。

唐憲宗元和四年(809年),韋叢因病去世,年僅二十七歲。此時的三十一歲的元稹已升任監察御史,幸福的生活就要開始,愛妻卻駕鶴西去,詩人無比悲痛。韋叢營葬之時,元稹因自己身縈監察御史分務東臺的事務,無法親自前往,便事先寫了一篇情詞痛切的祭文,托人在韋叢靈前代讀。但即便如此,到了下葬那天,元稹仍情不能已,于是又寫了三首悼亡詩,這就是最負盛名的《三遣悲懷》(即《遣悲懷三首》) 。元稹對妻子一直有深切的思念和無法釋懷的悲傷,韋叢與他同苦七年,卻在他即將飛黃騰達的時候離開了他,而元稹能做的只有祭奠亡故的愛妻,以及在詩中寫下自己的思念。‘‘誠知此恨人人有,貧賤夫妻百事哀”,貧賤的夫妻總是這樣,盡管互相恩愛卻因為物質條件的貧瘠而無法讓心愛的人過得更加幸福,韋叢因為幾組情意綿綿的詩歌而永遠留在了后世讀者的心中。 

元稹梓州會薛濤

唐代才女薛濤和著名詩人元稹的愛情是中唐文藝界最出名的愛情之一,雖然這場愛情是無疾而終,但正因為沒有結果,反而更有“余味”。

薛濤是唐代著名的女詩人,她制作的“薛濤箋”一直流傳到至今。她才貌過人,不但聰慧工詩,而且富有政治頭腦。雖然身為樂伎,但心比天高,十分鄙視那些貪官污吏,達官貴人。 唐元和四年(809年)三月,當時正如日中天的詩人元稹,以監察御史的身份,奉命出使地方。他久聞蜀中詩人薛濤的芳名,所以到蜀地后,特地約她在梓州相見。與元稹一見面,薛濤就被這位年僅三十一歲的年輕詩人俊朗的外貌和出色的才情所吸引。兩人議詩論政,情誼漸深。在薛濤的支持下,元稹參劾為富不仁的東川節度使嚴礪,由此得罪權貴,調離四川任職洛陽。從此兩人勞燕分飛,關山永隔。

分別已不可避免,薛濤十分無奈。令她欣慰的是,很快她就收到了元稹寄來的書信,同樣寄托著一份深情。勞燕分飛,兩情遠隔,此時能夠寄托她相思之情的,唯有一首首詩了。薛濤迷上了寫詩的信箋。她喜歡寫四言絕句,律詩也常常只寫八句,因此經常嫌平時寫詩的紙幅太大。于是她對當地造紙的工藝加以改造,將紙染成桃紅色,裁成精巧窄箋,特別適合書寫情書,人稱薛濤箋。才子多情也花心但薛濤對他的思念還是刻骨銘心。她朝思暮想,滿懷的幽怨與渴盼,匯聚成了流傳千古的名詩《春望詞》。

由于兩人年齡懸殊過大,三十一歲的元稹正是男人的風華歲月,而薛濤即便風韻綽約,畢竟大了十一歲。另外更重要的是,薛濤樂籍出身,相當于一個風塵女子,對元稹的仕途只有負作用,沒有正能量。對于這些,薛濤也能想明白,并不后悔,很坦然,沒有一般小女子那種一失戀便尋死覓活的做派。于是薛濤從此她脫下了極為喜愛的紅裙,換上了一襲灰色的道袍,她的人生從熾烈走向了淡然,浣花溪旁仍然車馬喧囂,人來人往,但她的內心卻堅守著一方凈地。 

后世紀念

元稹紀念館

元稹紀念館位于鳳凰山半山腰,面對達城,背靠大山。紀念館主體建筑為二層仿唐風格,配以2000平方米的廣場和青石石梯、浮雕護欄,整個紀念館簡潔而大氣,令人耳目一新。

進入元稹紀念館,首先映入眼簾的是元稹塑像和元稹貶謫達州之時創作的震古爍今的長篇敘事詩《連昌宮詞》。紀念館的主展區——元稹遺韻共分元稹傳略、元稹的文學成就、元稹與通州和影響與傳承情四個展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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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詩里,我們可以感受到李白“仰天大笑出門去”的豪放不羈,可以感受到杜甫“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的國破家亡,可以感受到白居易“在天愿作比翼鳥,在地愿為連理枝”的雙宿雙棲,可以感受到元稹“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云”的深切留念。他們留下的這些文學瑰寶,不得不讓我們一遍遍的解讀和回味,讓人讀后只覺手有余香,心余甘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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