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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常

允常

本名:
允常
所處時代:
春秋時期
民族族群:
華夏族
人物簡介:

允常(?―公元前497年),夏朝君主少康庶子無余的后裔,春秋時期越國君主。允常在其父夫譚死后,繼任越國君主之位。允常在位時期,開疆拓土,始稱越王,并與吳國爭霸。公元前497年,允常去世,其子勾踐繼位。允常是越國霸業活動的開創者和奠基者,是越國歷史上的一位中興之主。

允常參與事件/話題
本名
允常
所處時代
春秋時期
民族族群
華夏族
出生地
越國
去世時間
前497年
職業
越王

人物生平

越之建國始于無余,經過一千多年漫長的歲月。至越王允常時期,才開始逐漸強盛起來。《史記·越世家·正義》引《輿地志》曰:“越侯傳國三十馀葉,歷殷至周敬王時,有越侯夫譚,子曰允常,拓土始大,稱王,春秋貶為子,號為于越。”《吳越春秋》卷六亦載:“越之興自元(允)常矣”雖然史籍對允常的記述很少,然而從零星、散見于各類文獻中的有關材料,仍可看出允常是越國歷史上第一位頗有作為的君主,是越國霸業活動的開創者、奠基者。

為政舉措

擴大版圖

擴大版圖,劃定越國前期版圖

越國的統治區域,自無余以來一直以會稽為中心。史載“越王勾踐,其先……封于會稽”。“無余初封大越,都秦余望南……大越故界,浙江至就李、南姑末、寫千”。這些記載,只是說明越國統治的中心地區和疆域的大致范圍。史籍中關于越國早期疆域的明確記載,首見于《國語》:“勾踐之地,南至于句無(今浙江諸暨),北至于御兒(今浙江嘉興),東至鄞((今浙江寧波),西至于姑蔑(今浙江衢州),廣運百里。”其范圍大致在今寧紹平原、杭嘉湖平原和金衢丘陵地一帶。從考古發掘來看,這一帶都有幾何印紋陶一類具有明顯越文化特征的遺物出土。因而可以肯定,《國語》中所說的“勾踐之地”是越國早期疆域。越國早期疆域,雖不能與“楚地千里”相比,但在當時南方的各諸侯國中,其獲域范圍還算是比較大。

公元前490年,勾踐被赦免歸國,夫差封以百里之地:“東至炭濱,西止周宗,南造于山,北薄于海。”其面積不足原版圖的十分之一。以后吳又“增之以封”,“東至于句無,西至于檇李,南至于姑末,北至于平原,縱橫八百余里。”此次增封,雖比第一次所封擴大八倍之多,夫差卻說:“夫越本興國千里,吾雖封之,未盡其國。”足以說明,越國的早期疆域是比較遼闊。現 在需要弄清楚的問題是,上述越國早期疆域是勾踐執政后所開拓的,抑是原先就有的?從現有史料看,是后者而非前者。

其一,勾踐在入吳為奴之前,不具備拓展理域的條件。一則是其父允常剛剛去世,局勢不穩,沒有精力去擴大領土;二則是時間緊迫,絕無拓展領域的可能。公元前497年,允常病故,公元前496年,勾踐即位伊始,吳王闔閭乘允常之喪攻越。兩年后,吳王夫差為報殺父之仇攻越,越國大敗。接著是勾踐入吳為奴三年,至公元前490年得以歸國。如此一連串的戰爭和不幸經歷,哪有條件去開拓疆域!

其二,勾踐繼位初期,無開拓疆域之雄心。據《越世家》、《國語·越語下》等記載推算,勾踐約生于公元前520年前后,則其即位時尚是二十左右的青年。勾踐自己說過:“先人就世,不谷即位,吾年既少,未有恒心,出則禽荒,入則酒荒。吾百姓之不圖,唯舟與車。”說明勾踐在早年是一個頗為荒頹的青年君主。終日酗酒打獵,追求聲色犬馬之樂,這樣的國君,豈能雄心勃勃,開拓疆域!特別是公元前496年槜李之戰僥幸取勝以后,句踐以為“闔閭既沒,吳不足懼”,就放松警惕,不注重武備,亦不求領土之擴張。

其三,從吳、越早期作戰的方位看,行軍用兵,均未超越允常時期的越國版圖。公元前510年,“吳王以越不從伐楚,南伐越……破檇李(今浙江嘉興西南)”。事隔十多年之后,公元前496年,“吳王闔廬聞允常死,乃興師伐越”。勾踐率軍抵御,“吳師敗于檇李”。按攜李,又寫作醉李、就李,在今浙江嘉興市西南,是越國北面的重要防守重鎮。允常晚年和勾踐早年都在此地與吳國發生激烈戰斗,可見越國北面的版圖沒有變動。再從退軍路線看,勾踐在公元前494年得知“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 就先發制人,派軍攻吳,戰于夫椒,越軍潰敗,先退至浙江(今錢塘江),復退回會稽,僅以五千甲兵,棲于會稽山上,這已是越國最后的立足之地。史載“禹周行天下,還歸大越……至少康,恐禹跡宗廟祭祀之絕,乃封其庶子于越,號曰無余”。又載“越王勾踐,其先……封于會稽”。這些記載均說明越自建國以來,就一直以會稽為主要基地,勾踐夫椒兵敗,退回會稽老家,乃因無別處可走。此也證明勾踐初期,沒有開拓新的領土。

這樣看來,《國語》上所說的“勾踐之地”,并不是勾踐繼位后才開拓,而是繼承前人的已有基業,正確地說“南至于句無,北至于御兒,東至于鄞,西至于姑蔑”的“廣運百里”之地,乃是越王允常和勾踐執政初期的越國版圖。誰是越國早期疆域的開拓者?從無余建國起,歷時一千五、六百年,其間有文獻可考的越國君主,尚有無壬、無譯、無譚、允常諸人,唯一有拓展領土記載的只有允常“有越侯夫譚,子曰允常,拓土始大,稱王。”、“越之興霸自允常矣。”根據這些記載和勾踐即位初期的具體情況,越國早期攝域開拓者,非越王允常莫屬。

發展生產

發展生產,增強越國的經濟實力

社會經濟的發展,有一個持續漸進的過程。雖然史籍中沒有全面記述越王允常發展生產的具體措施,但從某些生產領域的突出實例,足以證明允常執政時期的生產水平,已超過以往任何歷史時期。

第一,允常時期越國的經濟重心,已開始由山區逐漸向丘陵和平原地區轉移。在無余時期,“人民山居,雖有鳥田之利,租貢財給宗廟祭祀之費。乃復隨陵陸而耕種,或逐禽鹿而給食。無余質樸,不設宮室之飾,從民所居”。反映越國當時的經濟發展水平,尚處于半游牧、半農耕階段。到允常時期,農業生產已是越國民眾的主要生活來源,作為政治和經濟中心的國都,也開始由山區遷往平原。據史籍記載,“無余初封大越,都秦余望南”。又載“山南有焦規。現里有大城,越王無余之舊都也。”無論是“秦余望南”或是“焦規”,都在山區。至允常時,出于發展經濟和場業活動的需要,越國都城開始向平原地區轉移。《水經注·卷四十》載:“《吳越春秋》所謂越王都埤中,在諸暨北界。”酈道元雖未注明越王即是允常,但從南朝至清代的各類文獻,全都確定埤中為允常之都城。南朝孔靈符在《會稽記》中說:“諸暨東北一百七里有古越城,越之中葉在此為都。離宮別館,遺跡尚存。”另宋《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明萬歷《紹興府志》、清乾隆《諸賈縣志》、《浙江通志》等記載允常都埤中。埤中,在今諸暨店口、阮市一帶,此處為環狀沖積扇平原,背山面水,地勢低洼,境內河道縱橫,交通便利,對發展經濟和增強兵力,遠勝越之舊都。公元前494年,夫椒之戰,越國戰敗,埤中亦為吳軍所占,破壞嚴重,勾踐說:“吳國為不道,求殘我社視宗廟,以為平原,弗使血食。”在這種情況下,勾踐不得不遷都他地,“會稽山上城者,句踐與吳戰,大敗,棲其中”。據清毛奇齡考證,所謂“會稽山上城”,即紹興之平陽。公元前490年,勾踐被赦歸國,接受范蠡“不處平易之都,據四達之地,將焉立霸王之業”的建議,于是才有紹興越都城的建筑。允常把國都向平原地區轉移,這對于發展越國經濟、增強國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第二,允常時期越國青銅冶鑄業的成就十分驚人。據《吳越春秋·卷四記》載,楚昭王得到一把越國鑄造的青銅寶劍,不知其來歷和真實價值,就請教相劍名手風胡子。風胡子告訴他此劍名曰“湛廬”,“臣聞越王允常使歐冶子造劍五枚”,其中“魚腸”、“磐郢”、“湛廬”三劍,送給吳國。大王得到的這把劍就來自吳國。“湛廬”劍乃“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寄氣托靈,出之有神,服之有威,可以折沖拒敵”,所以非常寶貴。談到“湛廬”劍的價值,風胡子說:“臣聞此劍在越之時,客有酬其直者,有市之鄉三十、駿馬千正、萬戶之都。”此劍之所以如此精良,一是“涸若耶而取銅,破荃山而取錫”,取材要求極為嚴格;二是要有歐冶子這樣的鑄劍高手。兩者缺一不可。現若耶溪將涸。赤銅漸少,尤其是歐冶子已死,故此劍更為稀罕,“雖傾城量金,珠玉盈河,猶不能得此寶,而況有市鄉三十、駿馬千正、萬戶之都,何足言也!”風胡子的話,未免夸張,甚至說“闔閭聞楚得湛廬之劍,因斯發怒,使孫武、伍員、白喜伐楚”,更屬荒唐。但是允常時期越國寶劍聞名遐邇,當是實情。

青銅劍是越國金屬冶鑄業中的精華。《莊子·刻意篇》說;“夫有于越之劍者,押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說明當時各諸侯國都視越劍為難得之寶貝。應該說,越國鑄劍技術聞名全國,始于越王允常時期,因而在以后經久不衰。

第三,在允常時期,越國的造船業也很發達。

越地多水,民諳水性,在生活和生產活動常以船為運載和交通工具。《越絕書·卷三》載:“方舟航買儀塵者,越人往如江也。治須慮者,越人謂船為‘須慮’。”勾踐也說:“夫越性脆而愚,水行而山處,以船為車,以揖為馬;往若職風,去則難從;銳兵任死,越之常性也。”特殊的地理環境,形成越人習水便舟的生活習俗和民族性格。正因為如此,越地的造船業一直比較發達。

越王允常時期的造船業,不僅構造技藝高超,在生產規模和產品數量方面也遠超于以往。據史籍記載,公元前518年,“楚師為舟師以略吳疆。……越大夫胃稈勞王于豫章之鈉,越公子倉歸王乘舟,倉及壽夢帥師從王”CL川其時越是楚之附庸,是年楚聯合蔡、許、越等國伐吳,故青殲至豫章(楚領地,今江西南昌)慰勞領軍在外的楚平王,越公子倉還贈以乘舟,并隨楚水師攻吳,證明越國船只數量不少,既能裝備水軍,又能以大型乘舟贈送他國。至勾踐時期一次就能調集“戈船三百”,又能“使樓船卒二千八百人伐柏以為俘”。至公元前312年,越更能向魏贈送舟三百艘。如此發達的造船業,都是在允常時期造船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第四,紹興印山越國王陵的發現,又為越王允常時期經濟發展水平提供令人信服的實物依據。

1996年9月至1998年4月,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紹興縣文物保護管理所等單位,在紹興縣蘭亭鎮木柵村南印山,發掘清理一座春秋戰國時期的古墓,其時間與允常在位時間相當。此墓氣勢宏偉、構造獨特,是這一時期在南方發現的最大古墓葬。古墓由墓坑、墓道、墓穴三部分組成。墓坑口長46米、寬19一14米、深14米,墓道上大下小,底略平,全長54米、寬6.5一8.75米,墓穴的構造更具特色,在坑底正中先鋪墊一層人工碾碎后再經夯實的木炭,厚度高達1米,后在其上用規整平直的大方木橫向平鋪成摔底,兩側則用長6.2米、橫截面呈方形的眾多大方木依次緊密排列、互相斜撐成兩面斜坡狀、橫斷面呈等腰三角形的掉室。所用大方木均三面裸漆,無操漆的外側面在上下分別開鑿2一5個牛鼻式隧孔,以作吊裝之用。墓中安放巨形國木對剖為二的獨木棺,下部棺長6.04米,寬1.12米。內深0.4米,這是迄今為止全國所見最大的古代獨木棺。

據《越絕書·卷八》記載:“木客大家者,勾踐父允常家也。……去縣十五里。”《越中雜識·卷下》亦載:“越王允常墓,在府城西南二十七里木客山。”從地理位f和文獻所載若耶、木客、獨山三座越王墓的比較來看,印山大基的墓主很可能是允常。退一步說,即使墓主不是允常,此墓也必建于允常時期,因為古代君王大都在生前就營建自己的墳繭,而允常始稱王,為顯示王者氣派,所建墳墓也特別巨大。社會生產的各個部門,是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從以上有據可查的實例看,越王允常執政時期的越國生產力水平,達到勾踐復興前的最高水平。正是在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允常才能“拓土始大,稱王”。

增強兵力

增強兵力,奮起抗擊吳國的俊擾

吳、越結怨,由來已久。究其原因,既受晉、楚爭霸戰爭的影響,更是兩國間根本利益的沖突。

晉、楚爭場前后長達八十余年,是一場南北兩大集團擴大統治范圍、搶奪土地和人口的斗爭,夾在中間的一些小國,其勢力之消長,往往受晉、楚矛盾的制約。

晉是北方強國,在晉文公執政時期(前636— 前628年),其勢力發展到頂峰。其時,文公在狐僵、趙衰等著名大臣的輔佐下,勵精圖治,國力強盛。而南方之楚國,已控制漢水流域和長江中游地區,大有北上爭霸之勢。公元前632年的晉、楚城澈(今山東哪城西南臨浪集)之戰,晉雖取勝,也只是暫時遏止楚國爭霸中原的野心。至楚莊王繼位之后,任孫叔傲為令尹,整飭內政,興修水利,加強戰備,使國力更盛。

公元前606年,楚莊王揮師北上,晉楚又會戰于泌(今河南榮陽東北),結果晉軍大敗,楚莊王成了場主。莊王死后,楚國漸弱,而晉經過幾代國君的努力。又重振旗鼓,至公元前576年,晉、楚復戰于都陵(今河南郡陵北),晉擊敗楚師,得以重新確立中原霸主地位。

晉、楚拉鋸式的戰爭,雙方都想聯絡第三國打擊對方。如公元前584年,晉使申公巫臣“使吳,令其子為旱行人‘封早乘車用兵。昊晉始涌,約伐楚”。楚亦用同樣方法聯越制楚、間接削弱晉國的力量。如公元前537年,楚國聯合越國等討伐吳國:“冬,十月,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越大夫常壽過,帥師會楚子于瑣"所以晉楚爭霸對吳、越矛盾的激化,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當然, 吳、越成為“仇雕敵戰之國”,最根本的原因還是雙方利益的沖突。吳謀臣伍子胃說:“夫吳之與越也,仇雕敵戰之國也。三江環之,民無所移。有吳則無越,有越則無吳,將不可改于是矣。員聞之,陸人居陸,水人居水。夫上黨之國,我攻而勝之,吾不能居其地,不能乘其車。夫越國,吾攻而勝之,吾能居其地,吾能乘其車。”可見吳視越為擴張領土的首取之地。所以早在吳王闔間元年(公元前515年)構建昊都時,“欲東并大越。越在東南,故立蛇門以制敵國”。無獨有偶,越國君臣也有類似想法。越大夫范全說:“吳、越二邦,同氣共俗地戶之位,非吳則越。兩國民風習俗相同,地理位置又緊密相連,要向外擴張,必然是勢不兩立。

吳之攻越,由來已久。湖北馬王堆漢墓出土之帛書《春秋事語》,就載有吳王余祭進犯越國之事。吳軍把俘獲之越民施以殘酷刑罰,如斷其手足,又通其看管船只,處境甚于奴隸,故被俘越民“怨以伺間”,想尋找機會進行報復。、公元前544年,“吳人伐楚,獲俘焉,以為閣,使守舟。吳子余祭觀舟,閣以刀拭之”。此所謂“閱”,即守門奴,其來源很可能就是被俘的越民,因為當時越是楚之附庸,隨楚征吳之事時有發生。吳王余祭被殺,反映越民對吳軍的切齒仇恨。

公元前510年,吳國大舉進犯越國,使吳、越間的矛盾驟然橄化。《左傳·昭公三十二年》載:“夏,吳伐越,始用師于越也。”杜預注:“自此之前.雖扭事小爭,未嘗用大兵。”此為吳、越間大規模武裝沖突的開始,而其時正值越王允常執政時期。戰爭爆發時,允常責以背信棄義:“(閡間)五年。昊王以越不從伐楚,南伐越。

越王允常曰:“吳不信前日之盟,棄貢踢之國,而滅其交親。”閡間不然其言,遂伐,破攜李。越依附楚國,至公元前584年。‘蠻夷屬于楚者,吳盡取之”,從此,越又淪為吳之附庸。作為附庸國,越每年要向昊供給禮物.故貴以“棄貢賜之國,滅其交親”。

此次戰爭,是在越碎不及防的情況下姍發的。越國首戰失利,攜李失陷。但從道義上講,越國是勝利者,當時晉史官蔡墨就說:“不及四十年,越其有吳乎。越得歲而吳伐之,必受其兇。撕毀盟約,突然進犯盟國,乃不義之舉,自然要遭到輿論的渡貴。

至公元前505年,越王允常經過數年準備之后,決定舉兵反擊。《春秋·定公五年》載:“于越人吳。”同年《左傳》亦載:“越人吳,吳在楚也。”允常選擇此時討伐吳國,因為其時吳軍正與楚交戰,故《吳越春秋·卷四》云:“吳在楚,越盜掩襲之。”

此次伐吳之戰,是越國歷史上第一次自衛反擊戰爭,“越王允常恨闔閭破之柳李,興兵伐吳”,也是對五 年前吳軍進犯的報復。從當時兩國軍事實力而言,吳軍正處于“五戰人鄭”的鼎盛時期,所以越軍并未能取得重大戰果,但也足以顯示越王允常戰勝強敵的決心和勇氣。勾踐在臨死前曾說:“吾自禹之后,承允常之德,獲天靈之佑、神抵之福,從窮越之地,籍楚之前鋒,以撇吳王之干戈。"勾踐報仇雪恥,正是繼承其父允常的斗爭精神。

綜上所述,史籍中關于“有越侯夫譚,子曰允常,拓土始大,稱王”、“越之興貓自元常”的記載,殆非虛言。允常為越國的發展,篳路藍縷,功不可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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